中國大學基督教研究的現狀與意義
陳建明
 
四川大學　基督教研究中心
 
〈中國大學基督教研究的現狀與意義〉，羅秉祥、江丕盛編，《大學與基督宗教研究》（香港：香港浸會大學中華基督宗教研究中心，2002），頁175－197。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至1978年，中國大陸的基督教研究主要圍繞中國教案史和義和團運動進行。1979年以後，隨著改革開放政策的推行，中外學者交流的日益頻繁，中國學術界對基督教的研究逐漸進入高潮，研究領域不斷拓寬，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這些成果中有許多是由大專院校的學者取得的。本文擬對近20年來中國大陸大學基督教研究機構設置情況、研究成果、大學基督教研究的特殊意義作一概略的探討。
 

一、　大學研究機構
　　中國從事基督教研究的機構大體上屬於四個系統：一、中國社會科學院和各省市社會科學院下屬宗教研究所。二、政府職能部門的宗教研究機構。三、中國基督教會系統的神學院校和研究機構。四、高等院校相關院系和宗教研究機構。卓新平博士領導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基督教研究中心實力雄厚，成果突出，無疑具有領軍地位。但中國大陸各大學基督教研究機構則彙聚成一股人數眾多、學科齊備、分佈廣泛的引人注目的力量。

　　初步統計，大學中與基督教研究有關的單位有：北京大學宗教學系、武漢大學宗教學系、南京大學宗教研究所、福建師範大學宗教研究所、中國人民大學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清華大學道德與宗教研究中心、中央民族大學哲學與宗教學系、復旦大學基督教研究中心、浙江大學基督教研究中心、華中師範大學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中心、鄭州大學宗教研究所、北京外國語大學海外漢學研究中心、山東大學宗教研究所、中山大學宗教文化研究所、陝西師範大學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四川大學基督教研究中心。此外，各大學的文科各專業，如哲學、歷史學、文學、社會學、教育學等，都有教師從事與基督教有關的研究工作。下面對部分研究機構作一簡要介紹。
 

1. 北京大學宗教學系基督教教研室（研究中心）
　　北京大學哲學系原有宗教學專業，1995年9月成立宗教學系，這是首個在大陸成立的宗教學系，與哲學系聯體運作。宗教學系下設宗教學原理、佛教、道教、基督教四個教研室（研究中心）。基督教研究中心強調以“領先的、創造性的研究成果來推動各學科或研究領域的教學”，開設了碩士生和博士生的課程。成員有專職教師、博士後研究員和博士候選人。該中心希望把“中國化的基督教哲學”作為研究重點，計劃作三方面的研究工作：一、基督教哲學史，尤其注意基督教傳統對西方現代思想的重要影響。探討基督教哲學與中國文化精神二者間的可比較性和可借鑒性。二、基督教哲學的本體論、認識論和倫理學。三、選擇重大的專題進行比較研究，注重史料的考證和方法論的反省，如重新檢討明末清初耶穌會士與儒家、佛教徒之間的爭論。該中心與國內外及港台地區學者進行學術交流，並與加拿大維真學院中國研究部合作培養基督教博士研究生。[1]
 

2. 中國人民大學基督教文化研究所

　　該所以中文系為依託，聯合本校其他系、所研究基督教與西方文化的學者，成立於1995年底。其宗旨是“廣泛吸收本校各相關專業以及國內外其他高校和科研機構的研究人才，聯合中外學人、教俗兩界，逐步形成一個一流的學術群體，在中國文化與基督教文化的研究領域中，切入深層的中西思想的對話。”該所與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合作，為博士和碩士研究生開設“西方文化理論與宗教”專業方向及系列課程；與國際科技教育服務機構及人民出版社合作，於1998年起創辦《基督教文化學刊》（每年兩期）；與歐美及香港地區的一些大學合作組織“基督教與西方文學”系列講座；與比利時盧汶大學合作進行“基督教與歐洲一體化進程”專題研究。承擔的課題有：中世紀歐洲文學與基督教（國家教委社科基金九五規劃課題）；“西方文化與基督教書系”（含《基督教與西方文學譯叢》、《漢語基督教研究資料彙編》）；歐洲一體化進程中的基督教影響（歐盟—中國高等教育合作計劃）。[2]

 

3. 北京外國語大學海外漢學研究中心
　　北京外國語大學海外漢學研究中心成立於1996年11月。該中心將西方早期漢學的研究列為重點。張西平副主任解釋道：“而對西方早期漢學的研究，換一句話說也就是對中國天主教史的研究，因為西方早期漢學的主角是來華耶穌會士，他們在華期間向歐洲寫回了大量的信件，翻譯了大量的中國文獻，並寫了許多中國歷史文化研究的著作。” 該中心的大量工作是編輯出版研究西方漢學和中國天主教的基本文獻。任繼愈先生主編的《國際漢學》成為該中心登載中國天主教史論文的重要陣地。[3]
 

4. 復旦大學基督教研究中心
　　復旦大學基督教研究中心成立於1996年春，隸屬於哲學系。中心的成立旨在加強整個復旦大學的基督教研究，使中心成為跨學科、跨系別的研究機構。中心成員曾分別從事基督教哲學、基督教教會史、基督教名人和經典的研究。該中心努力聯合復旦大學、上海社會科學院、華東師範大學、上海大學、上海師範大學、上海教育學院等基督教研究力量，並廣泛建立與全國各地區和海外學術機構的聯繫。該中心依託哲學系，以理論研究見長，對基督教神學、哲學及跨學科的文化研究多有涉及。正在從事的研究專案有：翻譯基督教學術著作，如蒂利希著《基督教思想史》；儒學與基督教人性理論的比較研究；新經院哲學研究；基督教神學的基本概念和方法；道與邏格斯；聖經翻譯研究；馬丁•布伯和萊維納斯研究；現代上帝觀研究；希望神學研究；《死海古卷》研究；現代天主教哲學研究；黑格爾宗教思想研究；現代新教神學研究。該中心具有很強的學術翻譯能力，成員正在翻譯的有關基督教的著作有十部之多。[4]
 

5. 福建師範大學宗教文化研究所基督教研究室
　　福建師範大學宗教文化研究所籌備於1983年，成立於1994年。該所的基督教研究室是由已故著名中國基督教史專家陳增輝教授開創的。現在有明清耶穌會士、福建基督教、清末教案、教會大學等幾個研究方向。承擔的課題有：《基督教在華傳播》、《艾儒略在福建》、《臺灣基督教研究》等。九十年代以來承擔的國家社科基金專案《福建基督教史》的研究已通過鑒定。該研究室的資料工作富有特色：一、搜集了最為完整的傳教士在華資料，形成了在華天主教和新教傳教士人名錄，準備將其建成完整的資料庫。二、搜集了大量有關福建基督教的文獻資料，藏有幾百種國內外不多見的教會期刊、大量的教會契約、手稿、會議記錄、財產登記，還有大量珍貴的照片。[5]
 

6. 浙江大學基督教研究中心
　　浙江大學基督教研究中心的前身是杭州大學基督教研究中心，籌建於1988年，正式成立於1991年3月。1998年4月，杭州大學、浙江農業大學、浙江醫科大學與浙江大學合併，校名仍為浙江大學，基督教研究中心亦隨之改名。該中心的宗旨是：嚴肅、認真、公允、客觀地研究基督教及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發展同國內外學者和相關領域人員的交流與合作，促進中外同仁的友好往來，共同繁榮本領域事業的發展。中心辦有不定期刊物《宗教與文化》論叢。目前主要研究：晚期希臘與早期基督教；當代基督教神學和宗教哲學、宗教倫理學；基督教在中國傳播的歷史、現狀和趨勢。1996年完成了“亞聯董”資助的課題《在中國現代化過程中佛教、道教、基督教和民間宗教的走向》。1998－1999年基本完成《農民型基督徒向市民型基督徒轉換》課題。出版的專著有：《破邪集點校述評》（香港，1996）、《解釋與拯救：宗教多元哲學論》（1996）、《希臘宗教概論》（1997）、《基督教與帝國文化》（1997）、《神秘與理性的交融：基督教神秘主義探源》（1998）。[6]
 

7. 華中師範大學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中心
　　華中師範大學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中心成立於1992年7月，掛靠於歷史研究所。成員分別來自於本校歷史研究所、教育科學研究所、英語系、圖書館和檔案館。該中心以中國教會大學史為研究重點，兼及中國近代基督教文化史和中西文化關係史的研究。該中心對於中國基督教研究，特別是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作出了突出的貢獻。已開展的研究課題有：貝德士文獻研究、華中地區教會學校研究、教會大學與近代國學研究、教會大學建築研究、教會大學與中國近代知識女性研究、教會大學與西學東漸研究等。1994年3月，與香港中文大學崇基書院宗教系聯合編印《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通訊》（半年刊），使得國內外學者可以交流研究資訊；出版《基督教與中國文化叢刊》（已出三輯）；陸續編輯出版《中國教會大學史譯叢》和《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叢書》。與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合作編輯出版《韋卓民基督教神學論著選》（馬敏編選）、《吳雷川基督教神學論著選》（何建明編選）。與美國舊金山中西歷史文化研究中心合作建設基督教歷史文獻資料庫。[7]
 

8. 南京大學宗教研究所
　　該所是全國高校中最早成立的宗教研究所。“文革”結束後，中國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向南京大學建議，以金陵協和神學院全體教師為基礎，成立南京大學宗教研究所。該所於1979年正式成立，由丁光訓主教擔任所長。現任副所長為徐如雷。由於神學院教師要集中力量從事教學和文字工作，投入研究所的力量很小，但仍然取得了一些成績 。該所以基督教、佛教、宗教學概論為主要研究方向。20餘年來，該所部分研究人員一直參與南京大學哲學系宗教專業的教學工作。2000年南京大學宗教學系成立後，其基督教專業與宗教研究所關係密切。該所創辦了全方面研討宗教理論、政策和各種宗教的學術刊物《宗教》。已出版《宗教學概論》、《基督教常識問答》、《基督教史》（譯著）、《西方宗教典故》及其他佛學論著多部。研究人員在《世界宗教研究》一、《宗教》等刊物上發表學術論文近百篇。應當說南京大學宗教所是中國大陸大學基督教研究機構中的一個特殊組成部分。
 

9. 山東大學宗教研究所
　　山東大學宗教研究所成立於1998年夏，由原有的猶太文化研究所、基督教研究所和巴哈伊研究中心聯合組成。該所對猶太教和基督教的關係和基督教會史做了大量研究。該所的基督教會歷史研究是在義和團運動研究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三個方向：一、山東基督教會史研究；二、傳教士與中國文化研究；三、中國基督教大學歷史研究。獲國家教委重點研究專案兩個：《西方基督教會與中國近代文化的演變》（已經完成），《中國基督教會自立運動》正在進行之中。正在進行的課題還有《抗日戰爭中的基督教大學》、《新教傳教士的中國文化研究》。 [9]
 

10. 四川大學基督教研究中心
　　四川大學基督教研究中心於2000年2月成立。隸屬於四川大學宗教學研究所。其宗旨為：一、以科學的方法研究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社會之間的關係，基督教與其他宗教之間的關係。二、與國內外同行進行學術交流，加強與基督教界的聯繫，合作開展研究工作。三、以四川及西南地區的基督教研究為重點，突出地方特色。四、培養基督教研究專門人才。擬定的研究方向有：基督教哲學及神學，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衝突與融合，中國基督教的歷史、現狀、思想、制度、教會、教堂、文學藝術，基督教與儒、釋、道的比較與對話，四川及西南地區基督教的歷史與現狀，國外基督教研究成果譯介。該中心成立不久，成果還不多。中心成員目前的研究集中在基督教在華傳播史和基督教文獻的翻譯上。計劃編輯出版《基督宗教研究叢書》，擬首先推出《基督教與倫理道德》。此外，宗教學研究所辦的《宗教學研究》刊物每期都有關於基督教研究的論文發表。
 

11. 陝西師範大學基督教文化研究
　　陝西師範大學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成立於1998年12月，掛靠在中文系。當前以研究基督教思想、哲學、神學為主，還將集體研究真耶穌教會、中國禮儀之爭問題。
 

12. 清華大學道德與宗教研究中心
　　清華大學道德與宗教研究中心成立於2001年8月。該中心的基本宗旨是：面向全球、面向社會、面向社會各界，促進中外學術交流，推動中國文化的更新與轉型，深化倫理學與宗教學研究，為解決新世紀人類面臨的共同性道德問題和信仰問題提供思想資源。
 

13. 中山大學文學院宗教文化研究所
　　中山大學文學院宗教文化研究所成立於1990年12月，設在歷史系。該所從事宗教史、文化史和社會史的綜合研究，著重研究外來宗教在華傳播史，並將基督教與中國宗教、中國哲學的比較研究作為主要發展方向，已經發表了一些有關論文。
 

14. 上海教育學院宗教文化研究中心
　　上海教育學院宗教文化研究中心成立於1995年7月，由歷史系、哲學系和中文系的部分教師組成。
 
　　在以上大學研究機構和院系中從事基督教研究的人員尚難以作出精確統計，但可以肯定將大大超過社會科學院、政府和教會系統的人員，歷年來他們的著述成果是令人矚目的。
 

二、　文獻資料工作
　　為了做好基督教研究，首先應進行基本文獻、資料的搜集、整理、翻譯、出版工作。近年來，大學的基督教研究機構和學者做了大量工作，出了一大批成果。

　　北京外國語大學海外漢學研究中心在中國天主教史料方面作出了突出貢獻。該中心在河南大象出版社出版研究西方漢學和中國天主教的基本文獻《西方早期漢學經典譯叢》，2001年1月出版了該譯叢之一的《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中國回憶錄》（共6卷，先期推出前3卷）。還將陸續推出基旭爾的《中國圖志》、萊布尼茨的《中國近事》，以及李明、曾德昭、衛匡國、柏應理等人的著作。該中心還準備推出《明清間來華傳教士研究文庫》，其第一件大事是與美國舊金山大學利瑪竇中西文化歷史研究所合作編輯出版《利瑪竇全集》，收錄已收集到的所有利瑪竇著作，正在進行。以後還將推出《南懷仁全集》、《湯若望全集》、《艾儒略全集》 。[10]

　　福建師範大學宗教文化研究所基督教研究室與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合編《清末教案》。《清末教案》前三冊為中文檔案，由第一歷史檔案館負責選編，後三冊為英國、美國、法國議會文件，由研究室負責組織文件資料翻譯。目前已經出版1－5冊。第4冊（中華書局，2000.10）為法文資料選譯，由兩部分組成。第一部分選自法國外交部的外交文書中有關中法教案交涉的文件（1894－1899）；第二部分選譯自法國里昂年鑒出版社出版的《傳信年鑒》，這套年鑒是18世紀的《耶穌會士書簡集》的繼續。第5冊（2000.3）系從《美國對外關係文件》中選譯有關教案的部分資料（1870－1899）。這兩部書為大陸學者提供了不易查找和閱讀的寶貴外文資料。

　　2000年，北京大學宗教研究所內部印發了《明末清初耶穌會思想文獻彙編》，共計57冊，多半是以前沒有重印過的，供一些圖書館和研究機構使用。該彙編由本所博士生、客座研究員、加拿大籍韓國人鄭安德搜集並編輯。收入的原始資料主要來自法國國家圖書館和梵蒂岡教廷圖書館。選取的主要是明清之際天主教與儒家思想、佛教思想及民俗信仰之間護教辯論色彩較濃的、較有代表性的中文資料。原作者既有西方傳教士，也有中國信徒。編者對選定的每部著作加上標點，附一題解，並儘量按照原作者的思路分段，加上小標題，為研究者帶來了極大的方便。

　　值得一提的還有兩部小書：一部是由復旦大學外語系朱靜編譯的《洋教士看中國朝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6），這是一部簡明的具有可讀性的史料書。選譯了法國耶穌會士的書信36件。譯者給每件書信加上了一個標題和題解，並附有傳教士人名中西文對照表。另一部是沈保義、顧衛民、朱靜合譯的《中國禮儀之爭西文文獻一百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6），該書英文版是美國舊金山大學利瑪竇中西文化歷史研究所前所長馬愛德博士在1992年組織人力，從已出版的羅馬教廷傳信部和其他有關機構的原始文獻中選錄、編輯、翻譯而成的。其時間跨度從1645年到1941年。該書對明清歷史、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會有所補充和促進。

　　大學教師還參加了兩套外國論著叢書的翻譯工作：劉小楓主編的《歷代基督教學術文庫》繼續由三聯書店出版，已經有10餘種問世，如：《歷史與社會中的信仰》（1996.11），《論隱秘的上帝》（1996.11），《神秘神學》（1998.5）。1988年起，由何光滬主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宗教與世界叢書》已經超過30種，其中大多數與基督教有關：《當代美洲神學》（1990）、《論“神聖”》（1995）、《神學與形而上學》（1997.6）、《談論上帝》（1997）、《晚明基督論》（1999）、《現代基督教思想》（1999）、《基督教與文化》（1989）、《全球倫理：世界宗教議會宣言》（1997）等。

　　浙江大學基督教研究中心出版的譯著有香港Cupstone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新約希臘文精華》（王曉朝譯）；Clement著，王來法譯：《勸勉希臘人》；Dionysos著，包利民譯《神秘宗教》；孔漢思（Hans Küng）著，包利民譯《基督教偉大思想家》。

　　復旦大學哲學系的青年教師合作翻譯了100多萬字的《哈珀聖經詞典》。

　　華中師範大學出版了《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叢書》（珠海出版社，1999），第一批共10本，其中有7本為翻譯著作，譯自從1954年開始由中國基督教大學聯合董事會主持編寫出版的系列叢書，包括福建協和大學、金陵女子大學、之江大學、聖約翰大學、齊魯大學、東吳大學、華中大學、華南女子文理學院、燕京大學、華西協和大學。[11] 這套叢書為學者研究中國教會大學史提供了基本的參考指南。

　　1988年，杭州大學曾鉅生翻譯了Jessie G. Lutz撰寫的China and Christian Colleges, 1850－1950一書，漢譯名為《中國教會大學史》（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

　　四川大學基督教研究中心的成員翻譯出版了《論神聖》、《存在的勇氣》、《道德與宗教的二個來源》等書。

　　以上工作為中國基督教研究增添了豐富的文獻資料，特別是翻譯著作為中國學者瞭解國外基督教研究狀況提供了窗口。
 

三、　研究成果
　　20世紀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中期，大陸學者在探討義和團運動和教案問題的同時，也開始了對基督教比較全面的研究。中國基督教研究的熱點包括：基督教歷史、基督教神學思想、中國基督教歷史、教案研究，以及中國教會教育、基督教文化、基督教現狀等問題。大學的基督教研究機構和個人在這些問題上均有大量成果發表。略舉部分如下：
 

1. 基督教哲學與中西思想文化交流

　　復旦大學尹大貽教授在六十年代即開設有關基督教的課程，1987年，出版《基督教哲學》（四川人民出版社）。該書上編講述19世紀中葉以前基督教哲學的發展，下編講述現代西方基督教哲學。這是1949年以來大陸第一部基督教哲學論著，可謂開風氣之先。之後，北京大學基督教研究中心趙敦華教授于1994年出版了《基督教哲學1500年》，現計劃出版其續篇“近現代基督教哲學”，此書將是由中國學者撰寫的第一部史料翔實、視野全面的基督教哲學史。張志剛教授出版了《貓頭鷹與上帝的對話──基督教哲學問題舉要》，對英美學者的爭論作出評價。目前張教授正研究基督教哲學中認識論的一些關鍵問題，例如有關理性與信仰的關係。

　　中國人民大學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楊慧林教授的代表性著作有：《罪惡與救贖：基督教文化精神論》、《追問“上帝”：信仰與理性的辯難》等。

　　浙江大學基督教研究中心出版的著作有陳村富、夏瑰奇：《破邪集點校述評》（香港宣道出版社，1996）；包利民：《生命與邏各斯》（東方出版社，1996）；王志成：《解釋與拯救：宗教多元哲學論》（上海學林出版社，1996）；王曉朝：《基督教與帝國文化》（東方出版社，1997）；王曉朝：《神秘與理性的交融：基督教神秘主義探源》（杭州大學出版社，1998）；王曉朝：《萬流歸宗──羅馬帝國文化轉型論》（完成待發表）。

　　明末清初因耶穌會士來到中國而加強的中西文化交流和衝突現象是大陸學者最為關注的話題之一。北京大學孫尚揚曾於1992年初完成博士論文《基督教與明末儒學》（東方出版社，1994.12）。該書上篇為利瑪竇研究，下篇為明末士大夫對“天學”的理解與反映。全書對天主教與儒學的交流和衝突的關鍵做了重點闡發。

　　前述王曉朝教授著《基督教與帝國文化》原為英文寫成，在國外發表，後又譯成中文在大陸發表。該書第一部分論述拉丁教士與希臘羅馬文化，涉及基督教與羅馬帝國的衝突，基督教與希臘羅馬文化的和解等問題；第二部分為全書重點，論述中國基督教護教士與中國文化，涉及耶穌會在中國的傳教及其成果、徐光啟的宗教著作、中國護教士的論著；第三部分為比較與結論，涉及基督教與民族文化，基督教的本土化等問題。其結論指出了基督教本土化的必然性和實現的途徑，及本土化完成的標準──基督教與民族文化的調和。[12]

　　2001年8月，張西平教授出版了《中國與歐洲早期宗教和哲學交流史》（東方出版社）。該書參考了大量中文和西文資料，內容豐富，有論有述。全書分上下兩編，上編論述歐洲宗教和哲學在中國早期的傳播，下編論述中國宗教和哲學在歐洲早期的傳播。力圖將16－18世紀“西學東漸”和“中學西傳”放在同一平臺上，對當時中、歐之間的文化互動有一個全面的瞭解。其他類似專著還有林仁川、徐曉望著《明末清初中西文化衝突》（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10）。

　　中國學者不但關注因基督教來華引起的“西學東漸”現象，同時也開始研究傳教士如何向西方介紹東方文明。1998年8月，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北京大學季羨林主編的“東學西漸”叢書，包含中國科學技術的西傳及其影響、中國文化對歐洲的影響、中國文化對美國的影響、中國哲學對歐洲的影響、中國軍事對西方的影響、中國法律制度對西方的影響多個專題，其中不乏傳教士的活動。南開大學張國剛等著《明清傳教士與歐洲漢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5）是一部新發表的力作，介紹了明清時期來華西方傳教士對中國的讚美，對中文的學習和漢學研究成果。
 

2. 教案與非基督教運動

　　中國大陸的基督教研究首先是從“反洋教鬥爭”開始的。1982年，“反洋教運動史和餘棟臣起義學術會”在四川大足縣舉行；1985年“近代中國教案學術研討會”（第一屆）在成都舉行。兩次會議開闢了教案問題研究的新局面。此後，第二屆（1987年安徽黃山）、第三屆（1989年11月貴陽）、第四屆（1992年11月湖南懷化）近代中國教案學術討論會相繼舉行。許多來自大專院校的學者參加了歷次會議，並提交了論文。第一屆會議論文收入《近代中國教案研究》（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7.8）；第三屆會議論文收入馮祖貽等主編《教案與近代中國》（貴州人民出版社，1990.12）。

　　九十年代起，大陸教案研究逐漸轉向對基督教在華傳播活動的全面研究，而反洋教鬥爭的研究也向非基督教運動研究發展，其代表性著作當推四川師範大學歷史系楊天宏教授的《基督教與近代中國》（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8）。此書是大陸第一部詳盡研究20世紀二十年代中國非基督教運動的力作。全書組成部分為：晚清反教運動的歷史回顧、新文化運動與非基督教運動的醞釀、非基運動的爆發及其社會反響、收回教育權運動的興起、民族主義全面高漲與基督教面臨的新挑戰。作者在第六章“餘論”中將非基運動與教案作了區分，並指出非基運動具有積極的意義，它是“在民族精神激勵下掀起的一場思想政治運動，其目的是為了將中華民族從所面臨的生存危機與信仰危機中拯救出來。”“非基督教運動的影響首先表現於它給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提供了一次重要轉機，促進了教會改革，為基督教真正走上‘中國化’的發展道路創造了有利的條件。”“非基督教運動還促進了中國國家教育政策的發展完善，強化了中央及地方政府對教會學校的管理監督，為公立教育事業的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這些觀點的確是很有見地的。
 

3. 傳教史和傳教士
　　八十年代初，上海華東師範大學顧長聲教授先後出版《傳教士與近代中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1991）和《從馬禮遜到司徒雷登──來華新教傳教士評傳》（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二書，為國內最先研究新教傳教士的學術專著，因引用了大量當時國內罕用的外文資料，並跳出了集中討論教案的套路，令人耳目一新。前書共15章，論述了自17世紀初利瑪竇來華傳教到1949年基督教傳教士在華活動的全過程；後書論述了29名新教傳教士的生平、在華活動及對中國社會的影響。誠如李金強博士所指出：“顧氏兩書強調傳教士及其活動具有帝國主義侵華之特質，然對於傳教士來華創建之宣教事業，則給予肯定之評價，蓋因其促進中西文化交流而有功焉，顧氏無疑為在華傳教士重新評價起了‘帶頭’作用” 。[13]

　　上海教育學院宗教文化研究中心顧衛民教授撰寫的《基督教與近代中國社會》（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5）以大量事實為基礎，堅持論從史出，既指出傳教士在不平等條約保護之下做過錯事，又評價了他們在近代西學東漸及維新或改革中起的積極作用，不再將西方與中國、中國人與基督徒對立起來，這是一個很大的突破。本書以翔實的史料和良好的體系建構而見長，成為基督教在華傳播史研究的一部力作，2000年9月，顧衛民教授又出版了《中國與羅馬教廷關係史略》（東方出版社）。本書為國家社會科學研究專案，是大陸第一部論述此問題的學術專著。論述了羅馬教廷與蒙古帝國、明清朝廷的關係，中國“禮儀之爭”，20世紀初期中國天主教的本地化，抗戰與內戰時期中國與教廷的關係。

　　 南開大學歷史系王立新博士著《美國傳教士與晚清中國現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3）大量利用美國學者的研究成果，對近代基督新教傳教士在華社會文化和教育活動做了較詳細的研究。本書結論指出：“美國傳教士對晚清中國現代化的影響主要表現在思想文化方面，他們對近代中國工業生產方式的建立基本沒有貢獻，對政治體制變革的影響也微乎其微”，“他們既是西方文化的傳播者，又是西方殖民勢力的一員，對傳教士在中國的活動無論做出絕對肯定還是絕對否定的評價無疑都是片面的、極端的。”

　　在傳教士個人傳記方面，林金水著《利瑪竇和中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以其“旁徵博引”、“考訂細密”被國內歷史學家譽為“歷來研究利瑪竇歷史不可多得的著作”，得到國內外同行的好評。該書獲1998年福建省政府第三屆社科優秀二等獎，是研究利瑪竇的權威之作。
 

4. 區域研究

　　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西方學術界重視區域研究。20世紀七十年代後，部分西方學者提出了中國中心觀，倡導以中國為出發點，深入精密地探索中國社會內部的變化動力與形態結構。內容之一是把中國按“橫向”分解為區域、省、州、縣與城市，以展開區域性與地方史的研究。近年來，國內外關於中國歷史研究的重點，正從沿江沿海轉向內地，從經濟發達地區轉向落後地區，從全國性轉向區域性。在此基礎上，才談得上對中國整體狀況的把握。中國基督教史研究也順應了這一趨勢。

　　廈門大學陳友平教授與李少明合著《基督教與福建民間社會》（廈門大學出版社，1992），論述唐代至現代基督教進入福建民間社會的發展及影響，偏重於近現代；福建師範大學歷史系林金水教授承擔了國家中華社科基金專案“八五”規劃“福建基督教史”的研究，並已通過鑒定，被認為是“很有價值的研究和探討，填補了空白”。

　　山東大學的地方史研究較突出。宗教所研究人員完成了《山東宗教志》中的基督教志部分，出版的學術專著有：陶飛亞、劉天路著：《基督教會與近代山東社會》（山東大學出版社，1995.5），這是國內第一部對近代教會進行區域性研究的著作，在國內外引起較大反響。該書從區域分析角度出發，把研究範圍界定在基督教新教在山東的活動，考察教會在這一特定地區中從事的活動、產生的複雜社會影響，以及教會自身在社會環境作用下所經歷的變化，尤重當地華人教會的發生與成長歷程。山東大學宋家珩、李巍合編《加拿大傳教士在中國》（東方出版社，1995.1），由18篇論文結集而成，主要探討傳教士在河南傳教活動及其評價，並於書後附有豫北長老會教士的名單。

　　中山大學歷史系吳義雄博士著《在宗教與世俗之間──基督教新教傳教士在華南沿海的早期活動研究》（廣東教育出版社，2000.3）是一部高質量的學術專著。本書45萬言，深入探討了新教傳教士的宗教活動、他們在中外關係中的作用，他們從事的醫療和教育活動，傳教士與西學傳播，傳教士與近代西方的中國學等問題。運用了大量國內學術界未曾知見的資料。本書的結語部分，對新教傳教士在華南沿海的早期傳教活動進行了歸納與總結，並認為主要應從傳教事業和傳教動機的角度，來理解他們的世俗活動。本書入選全國百篇優秀博士論文。
 

5. 教育事業研究
　　基督教教育事業研究以中國教會大學研究最為突出，以華中師範大學為代表的大學研究機構和學者扮演了重要角色。1986年，復旦大學徐以驊發表《基督教在華高等教育初探》，比較全面地提出了重新研究和評價教會大學史的問題。[14] 1988年3月，21名中國學者同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林蔚博士在四川大學召開關於合作研究中國教會大學史的工作會議。與會者分別來自四川大學、北京大學、復旦大學、華中師範大學、蘇州大學、杭州大學等。1989年6月，華中師大舉辦第一屆中國教會大學史國際學術研討會；1991年6月，南京師範大學舉辦“教會大學和中國教育現代化”國際學術研討會；1994年5月，四川大學舉辦“教會大學與中國現代化”學術討論會。[15]

　　至今大陸大學學者主持出版了四本論文集，即章開沅、林蔚合編《中西文化與教會大學》（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收入25篇論文；顧學稼、林蔚、伍宗華編《中國教會大學史論叢》（成都科技大學出版社，1994），收入23篇論文；章開沅主編《文化傳播與教會大學》（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收入16篇論文；章開沅、馬敏主編《社會轉型與教會大學》（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收入18篇論文。

　　前文曾提到，1999年8月，華中師範大學章開沅教授和馬敏教授主編的《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叢書》首批10本出版，其中有三本是國內大學學者的專著，即廣州華南建築學院董黎博士著《中國教會大學建築研究》、北京師範大學史靜寰著《從狄考文到司徒雷登》、復旦大學徐以驊著《教育與宗教：作為傳教媒介的聖約翰大學》。[16]

　　此外，關於教會大學的論著還有：湖南師範大學譚雙泉著《教會大學在近現代中國》（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福建師範大學高時良著《中國教會學校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陶飛亞、吳梓明著《基督教大學與國學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香港中文大學與大陸大學學者合作進行了教會大學文獻目錄編刊。

　在教育史方面，可以見到北京師範大學史靜寰教授著《狄考文和司徒雷登在華教育活動》。[17] 本書上篇以狄考文為例，重點研究19世紀七十年代以後第一代傳教士教育家的活動和思想；下篇重點研究20世紀以後以司徒雷登為代表的現代派傳教士教育家的活動及其思想，肯定傳教士創辦近代教育的積極意義。福建師範大學高時良主編的《中國教會學校史》於1994年出版。[18] 本書是中國大陸第一部全面論述教會學校歷史的專著，作者提出：“對待教會學校，既要將它本身的運行過程同帝國主義對華侵略行徑聯繫起來考察，又要從教育的相對獨立性、教育自身的客觀規律來考察。”2000年，華東師範大學博士生胡衛清著《普遍主義的挑戰：近代中國基督教教育研究（1877－1927）》出版。該書在基督教在華傳播史的定性研究上取得突破，指出傳統的“文化侵略論自然是站不住腳，“現代化論”也未必正確，於是從普遍主義──基督教文化信仰的深層次上進行考察研究。本書作者以基督教教育哲學為立論起點，廣泛運用多學科的知識和方法，徵引豐富的中英文歷史文獻資料，構建新穎的立論模式和寫作框架，對晚清到民國年間的基督教教育作了實證性的考察和論辯性的評析。[19]

　　以上所述中國大陸大學學者關於基督教研究的論著不過是冰山之一角，滄海之一粟。如果有精力和時間對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他們在出版社出版的專著，發表在各類期刊、學報和論文集的文章作一個統計，其數量將是驚人的。
 

四、大學基督教研究的意義
　　對教會而言，中國大陸大學中的基督教研究者絕大多數不具有信徒身份（他們有時被稱為“文化基督徒”，但並非都願意接受這個稱呼）﹔就政府宗教事務管理部門而言，他們是在學術領域內相對自由的專家教授，因而這一群體進行的基督教研究活動除具有一般學術上的價值外，還蘊含著其他特殊的意義。

　　一、大學基督教研究機構是一支極其重要的研究力量。教育部高校“八五”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中曾指出：“高教系統廣大從事人文學科的教師，是一支學科齊全、人數眾多、地域廣闊，有科研能力的重要科研力量”，這其中當然包括從事宗教學和基督教研究的人員。“九五”期間全國許多高校紛紛增設宗教學研究的系、所，宗教學的碩士點繼續增多，博士點亦有所增加。特別是教育部建立了宗教學學科國家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如中國人民大學佛教與宗教理論研究所、四川大學道教與宗教文化研究所等，為21世紀我國宗教學研究騰飛創造了良好軟環境。[20] 眾所周知，在1949－1976年間，中國大陸在閉關鎖國和強調階級鬥爭的形勢下，宗教活動不能正常進行，宗教學術研究和討論亦無法開展。1978年後，隨著對外開放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逐步推行，中國大陸的宗教活動日趨活躍，基督教徒也呈迅猛增長之勢。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大陸對基督教進行研究的熱情高漲，許多大學基督教研究機構應運而生，並從多種渠道獲得政府有關機構的經費支援，得以開展課題研究。教育部制定的“十五”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提出，大學在基督教研究方面的主要任務是：（1）注重學術性研究，在一些領域填補空白，並在重大基礎研究上有所突破。（2）抓好適應中國國情、具有迫切性需求的現實前沿課題和熱點問題的研究。繼續立項的有：中國基督教、天主教現狀研究、基督教與現代西方哲學、基督教在少數民族中的傳播，新提出的研究方向則有：中國基督教神學研究、中國各區域基督教（含天主教）研究，以及基督教重要文獻整理與研究 。[21] 在“規劃”的指導下，大陸大學的基督教研究工作正方興未艾。

　　二、大學基督教研究起到了向學生和社會民眾普及基督教知識，培養人文精神的作用。中國是實行政教分離的國家，不允許在學校中進行傳教活動，在大陸也沒有教會背景的大學。但基督教作為人類文明的偉大結晶，西方文化的根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是值得人們認識和研究的。人們想知道基督教在人類文明中的價值、基督教在華傳播的歷史、基督教對中國社會有什麼影響、中國教會的特點等等。中國學生常常感到奇怪的是：為什麼古今西方許多科學家同時又是虔誠的基督教信徒，為什麼大多數西方強國宗教氣氛非常濃厚？這就要從宗教與科學、基督教與西方文明的關係上加以解釋。此外，中國基督教是與當前中國社會相適應的，可以說已經完全擺脫了過去“洋教”的身份。為了讓一般民眾消除對“洋教”的誤會，也有必要對今日的基督教作出實事求是的評價。在這方面，大學裏從事基督教研究的教師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大學裏的基督教學者除了學術研討外，還編寫了許多通俗的基督教和聖經知識讀物。南京大學宗教系、復旦大學哲學系曾先後為本校及本系學生開設了許多基督教方面的課程，如“基督教教會史”、“聖經導讀”、“基督教倫理學”、“基督教思想史”、“基督教近現代思想史講座”等，受到學生們的歡迎。復旦大學基督教基督教研究中心還編寫了一本供本科生使用的有關基督教思想方面的教材。中山大學開設了“基督宗教倫理學”、“基督宗教思想”、“基督宗教哲學導論”、“聖經導論”等課程。四川大學基督教研究中心邀請海外學者舉辦基督教知識講座，亦頗受歡迎。隨著大學學分制的全面推行，還會有許多學生選修與基督教有關的課程。

　　三、充當了中國和外國、教會與大學之間文化和學術交流的橋梁。由於基督教主要是西方國家信仰的宗教，國外研究基督教的歷史悠久，功力深厚，因而大陸的基督教研究機構皆與國外學術機構保持著密切的來往。而大學的基督教研究機構依託學校的地位和影響，在對外交流方面有著無可比擬的優勢。北京大學、復旦大學、福建師範大學、浙江大學、華中師範大學、北京外國語大學對外交流頻繁，成效顯著，堪稱典範。至於大學基督教研究機構和教會之間的聯繫亦比較密切，除了共同出席學術研討會以外，還進行一些專案合作。1991年，中國人民大學楊慧林為首主編的《基督教文化百科全書》出版。這是國內第一部有關基督教文化的大型工具書。本書由丁光訓主教任名譽主編，由南京金陵協和神學院、燕京神學院、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文聯、人民出版社、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藝術研究院的數十位作者共同編寫而成 。[22] 復旦大學基督教基督教研究中心集體參與了由丁光訓與金魯賢主教聯合主編的《基督教大詞典》，承擔了其中很大一部分內容。該詞典為國內第一部基督教方面的大型詞典，將由出版社出版。

　　從1949年到20世紀七十年代，中國教會和神學院不能正常活動，八十年代以後，這種情況有很大的改善，但從事神學研究的人員仍很缺乏，神職人員整體素質不高。大學基督教研究機構為改變這種情況作出了貢獻。例如，自1986年起，復旦大學哲學系曾受國務院宗教局委託，舉辦了許多宗教幹部進修班，為宗教界培養了許多幹部，在全國宗教界很有影響。通過多種形式的交流，大學基督教研究人員無論是否信仰基督教，一般都能成為教會的好朋友。

　　四、為政府宗教管理部門提供諮詢意見。大學基督教研究機構作為學術部門，通過對基督教哲學、思想、文化、歷史進行研究，對中國基督教的現狀進行田野調查，提供科學的分析報告，客觀評價基督教的社會作用，為政府決策提供諮詢意見，作為制定政策法規的參考。如浙江大學基督教研究中心成員對當地情況熟悉，而且通過分佈各地的畢業學生，每年假期組織同地方教會神職人員、教徒及政府主管人員的交流或座談，結合所承擔的專案進行取樣調查。[23] 大學基督教研究機構或宗教系培養的學生中有不少在政府宗教管理機構或其他部門工作，這對貫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保護教會合法權益起到了積極作用。

　　這些工作都有利於基督教學術研究的發展繁榮，有利於促進基督教與中國社會相適應，有利於基督教在中國的本土化。可以相信，隨著中國進一步的改革開放，宗教政策的進一步完善，中國大陸大學的基督教研究機構和科研人員將在學術研究和社會生活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全文
 
[1] 北宗，〈北京大學宗教學系及其基督教教研室（研究中心）〉，載卓新平、許志偉編，《基督宗教研究》，第一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1999），頁30－32。
[2] 楊慧林，〈中國人民大學基督教文化研究所〉，載《基督宗教研究》，第一輯，頁34－39。
[3] 張西平，〈北京外國語大學海外漢學研究中心〉，載《基督宗教研究》，第一輯，頁40－44。
[4] 孫向晨，〈復旦大學基督教研究中心〉，載《基督宗教研究》，第一輯，頁46－47。
[5] 林金水，〈福建師範大學宗教文化研究所基督教研究室〉，載《基督宗教研究》，第一輯，頁64－66。
[6] 浙基，〈浙江大學基督教研究中心〉，載《基督宗教研究》，第一輯，頁68－73；〈杭州大學基督教研究中心啟事〉，載《宗教文化》（北京：東方，1998），頁420。
[7] 何建明，〈華中師範大學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中心〉，《基督宗教研究》，第一輯，頁75－77。
[8] 丁光訓，〈懷念匡校長〉，載《丁光訓文集》（南京：譯林，1998），頁500－501。
[9] 傅有德、劉天路，〈山東大學宗教研究所〉，載《基督宗教研究》，第一輯，頁78－81。
[10] 張西平，〈北京外國語大學海外漢學研究中心〉，載《基督宗教研究》，第一輯，頁40－44。
[11] 〈總序〉，章開沅、馬敏編，《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叢書》（珠海：珠海，1999）。
[12] 王曉朝，《基督教與帝國文化》（北京：東方，1997），頁279。
[13] 李金強，〈中國基督教史研究之興起及其發展〉，《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究集刊》，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及教學發展中心。
[14] 見《復旦學報》，1986年第5期。
[15] 參見馬敏，〈近年來大陸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綜述〉，載章開沅編，《文化傳播與教會大學》（武漢：湖北教育，1996），頁401－405。
[16] 〈總序〉，《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叢書》。
[17] 史靜寰，《狄考文和司徒雷登在華教育活動》（台北：文津，1991；珠海：珠海，1999）。
[18] 高時良編，《中國教會學校史》（長沙：湖南教育，1994）。
[19] 胡衛清，《普遍主義的挑戰：近代中國基督教教育研究（1877－1927）》（上海：人民，2000）。
[20] 《全國高校十五科研規劃重大專案和一般專案》，參見中國高校人文社科資訊網，http:@sinoss.com。
[21] 同上。
[22] 〈後記〉，丁光訓編，《基督教文化百科全書》（濟南：濟南，1991）。
[23] 浙基，〈浙江大學基督教研究中心〉，《基督宗教研究》，第一輯，頁6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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