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半個世紀以來的中國大陸，大學的經歷呈現出兩種截然相反的特徵。一方面，它們經歷過世界大學史上前所未有的震蕩：從20世紀五十年代初期“院系調整”時的拆散或肢解、合併或拼接，到20世紀九十年代後期“系科變學院、學院變大學”大潮中的膨脹或擴張、聯姻或吞併；從“土地改革”時創辦革命幹部大學，到“文化革命”初期的全面停課、中期的下鄉務農和後期的“工農兵上大學、管大學、改造大學”，全國的高等院校都大起大落，在劫難逃。另一方面，它們又維持著也許只有前蘇聯的大學才可以相比的長期不變：從教育理念到管理體制，從教學方法到教材體系，一代又一代的教師都相沿成習，一代又一代的學生也習以為常。
當然，這兩個彼此相反的特徵，其實有一個共同的根源，即全國統一的教育體制和領導人們的即時意願。
然而，在世紀交替的這幾年，由於相當多的學生、家長、教師尤其是一些官員的思想轉變或曰“思想解放”，中國大學的漸進的良性轉變已初露端倪。除了經濟發展導致的大學地位提高和教師收入改善之外，各大學在管理、教學和教材等方面的自主性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在這些方面的所謂“國際接軌”進程也有了加速的跡象。[1]
在本文所注重的教育理念方面，雖然較之前述幾個方面而言轉變 <p.146>
不甚明顯，但是也有了實際的進步，這特別表現為“素質教育”這一口號的提出,這個口號相比於前三十年“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口號，相比於實為政治灌輸的“德育”和分數挂帥的“智育”，無疑是一個巨大的進步，儘管它的全面而徹底的實施，還需要人們，首先是教師們付出巨大的努力。
這種努力，理應包括對於國外重要的教育理念的思考、評價和吸納。在這方面，約翰•亨利•紐曼（John
Henry Newman，1801－1890）的“大學理念”，無疑是很值得思考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