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宗教研究對中國學術的意義

何光滬
 
中華基督宗教研究中心 特邀研究員
中國人民大學 哲學及宗教學系
 
《中華基督宗教研究中心通訊》,創刊號(2001年),頁2-8。

 
  對基督宗教的研究,在目前已成為中國人文學術的熱點之一,而且升溫的趨勢仍在繼續。這件事情本身已經證明,基督宗教研究對中國學術具有某種意義,然而,迄今卻未見專文充分地揭示這種意義。

  如果中國學術是完全自滿自足、不假外求的,是毫無缺失、不需補充的,那麼,任何新領域的研究,也就談不上對它有什麼意義了。所以,這個話題,必須從對中國學術及其缺失的回顧談起。
 

一、中國學術之縱覽

1

古代

1).

學術肇始與百家爭鳴

  這堜珨〞漱什篨ЁN,指的是人文學術。中國的人文學術肇始於春秋戰國時期,除了《詩》、《書》、《禮》、《樂》、《易》、《春秋》之編定所標誌的文學、史學、典章、禮儀、音樂、哲學等人文學術,還有名家、法家、兵家等學之勃興。在同一時期,又有孔、孟、荀、墨、老、莊、楊朱、韓非等諸子百家之思想爭鳴。綜觀這一時期的學術特點,是既有“學”,又有“思”;既談“人”,又談“天”;既論“形下”,又論“形上”。中國學術的童年,的確是“金色的童年”。
 

2)

經學獨大與思想禁錮

A.

兩漢時期:獨尊儒術與經學師法

漢朝統一穩定之後,漢武帝用董仲舒策,獨尊儒術而罷黜百家,禁錮了百家爭鳴的言論自由。由之而來的是儒家經學獨大,而經學的傳承又與宗法制度相關聯,形成了師法授受的封閉方式。兩者結合的結果必然是思想受到禁錮。
 

B.

魏晉時期:自由思想與經學形式

  魏晉南北朝政治上的分裂動盪,促成了思想上的自由奔放,造成了春秋戰國以來中國思想史的第二個黃金時代,或者至少是中國學術史的“白銀時代”。然而,即便是那些思想自由的“魏晉風度”代表人物,其論著也採取了經注的形式。何晏作《論語集解》,郭象則作《莊子注》,連神童哲學家王弼的主要著作,也分別題作《老子注》、《周易注》和《論語解疑》,由此可見前一時期經學獨大的影響之深。<p.3>
 

C.

隋唐時期:科舉制度之全面影響

  這一統一時期科舉制度之建立,用應試的“指揮棒”將自由的思想驅入羊欄。從四次應試的韓愈之二重人格,到五次應試的徐光啟之幡然醒悟,竟用了800年的光陰!而佛教之屢次遭禁,從“沙門不敬王者”到法事依附“國主”;以及道教之附儒反佛,從道家遠離政治到道士出入宮廷,在在表明在政治控制學術的制度下,思想自由必然衰亡。
 

D.

宋元時期:政治經學與低等臣民

  如果說周、張、程、朱等人的道學或理學,使儒學的體系化臻於頂峰,那麼,新舊黨爭之利用今古文經,則使經學的政治化達於極致。到了蒙元時期,統治者把人民分成三流九等,儒生被貶為低等臣民,表明學術或學者的地位已經一落千丈。
 

E.

明清時期:心學、實學與文字之獄

 

 

陸九淵說:“道未有外乎其心者。大而化之之聖,聖而不可知之神,皆吾心耳。”以“吾心”代替“神聖”之後,學者“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國運日衰,民生多艱,遂引出“實學”之批判。實學本欲經邦濟世,豈料專制政權卻大興“文字之獄”。學者既有身家性命不保之虞,遂只能鑽進“小學”,致力於文字訓詁,忽視了思想發展。
 
  統而言之,中國學術自秦漢以降,與邦國大勢有密切關係:合則學,分則思;治則學,亂則思。而由理學到心學,由心學到實學,由實學到小學的過程,更表明超越的思索逐漸減弱,天溶於人,上歸於下,已成中國學術的一大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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