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道德與宗教之分離
──兼試論西方“啟蒙工程”之得失
羅秉祥
 
香港浸會大學　宗教及哲學系
 
羅秉祥、趙敦華編，《基督教與近代中西文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頁63－92。
 

一、 寫作緣起

　　晚近在國際間有兩個有趣的道德運動值得我們注意。一方面，有所謂“全球倫理”或“普遍倫理”之推行，由二位天主教神學家（Leonard Swidler、Hans Küng）分別發起，[1] 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也獨立開始推動。[2] 這個運動是有感於地球村之間的接觸愈來愈多，而村中的多元文化所帶來的衝突會日益增加，所以想推動所有地球公民都去接受一套放之全地球而皆準的道德規範。另一方面，有所謂亞洲價值觀的提出，鼓吹甚力的包括新加坡、馬來西亞和日本的某些官員及個別華人學者。[3] 這個思潮認為西方某些價值觀是不適合亞洲社會，而亞洲文化有自己的價值觀去指引亞洲社會的生活。[4]

　　很明顯，這兩個主張是有嚴重張力，甚至是有矛盾的。全球倫理強調同，亞洲價值觀強調異；前者推崇一種普遍性的道德（universalism），後者卻誇耀一種特定性的倫理（particularism）。

　　這個倫理學上的衝突其實並不嶄新，我們若回到近代西方倫理學史的視野，可以更深入看到這個現象的意義。本文的寫作目的也不是要處理這個衝突，而是因為有感這個衝突，而去正視一個近代西方倫理學史中仍未有定論的大問題──所謂“啟蒙工程”的問題。
 
[1] Hans Küng在這方面的努力尤其多，改革宣言，出版書籍，推動際社會對問題的重視。
[2]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是於數年前才推動這方面的反省，1998年六月初還在北京與中國社會科學院共同舉辨一個相關的學術會議。只不過，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發表任何宣言或文獻，Han Küng也與他們分道揚鑣。
[3] 杜維明於1997年在香港科技大學所作的公開演講，為亞洲價值觀（對他而言是等同於儒家價值觀）辯護。
[4] 新加坡在其學校所推行的“共同價值觀”包括五組核心價值觀：（1）國家至上，社會為先；（2）家庭為根，社會為本；（3）關懷扶助，同舟共濟；（4）求同存異，協商共識；種族和諧，宗教寬容。關於這五組價值觀的解說，見Singapore, 1991。
 
中華基督宗教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