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道的婚姻理論

葉敬德
 
香港浸會大學  宗教及哲學系
 
羅秉祥、趙敦華主編,《基督教與近代中西文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頁118-194。

 
  王明道(1900-1991)是近代中國基督教教會歷史上一位頗具爭議性的人物。《今日華人教會》的編者認為王明道經已“在神豐厚的恩典中……活出一個名留華人教會青史的生命。”(《今日華人教會》,p.32)David Adeney更視王明道為現代的“施洗約翰”。他認為王明道“……在指斥罪惡及否定真理的人毫不怯懼。”(戴紹曾,p.33)焦源濂亦認為王明道一生作了不少重要的見證:“他與罪惡和虛偽作鬥爭是針鋒相對,毫不妥協……。”(焦源濂,p.xiv)然而,王明道遭人批評的亦正是他的強硬作風。

  <p.119> 林榮洪曾經指出,雖然王明道的護教神學是深深地影響著二十年代以來中國教會大眾神學的路線,但他的護教言論的情感成份卻有時太重。“他抨擊新神學派的領袖,不遺餘力,有時態度亦很苛刻……不錯,王氏所說的都是真誠的評語”,但他對這些新派領袖卻沒有任何友善的態度,這種“嫉惡如仇的護教態度,並非一定是最理想的。”(林榮洪,p.236)而Philip L. Wickeri亦指出,王明道並沒有興趣跟那些參與“三自愛國運動”的基督徒對話。(Wickeri,p.167)王氏相信各人都有信仰自由,任何人都應該尊重別人的信仰,“但對教會中的‘不信派’,就不能相提並論了。這些人並沒有信仰。”是偽裝的基督徒,“混在教會堙A講一些似是而非的虛構的道理,去迷惑信徒,敗壞信徒的信心。這些人是教會中的竊賊,是混入羊群中的披著羊皮的豺狼……對這些人談不到尊重,更談不到團結。”(王明道,七,p.296)王氏認為我們不應該和這般‘不信派’有任何聯合,亦不應該參加他們的任何組織。(王明道,七,p.320)而Wickeri相信,由於缺乏了對話,遂令王明道和三自領袖在彼此爭辯的過程中出現了好些過激的言論。(Wickeri,p.167)

  儘管王明道的作風強硬,卻一點沒有減低他在近代中國教會的影響力。吳利明曾經指出,王明道是一位最受一般中國信徒尊崇的人物。(吳利明,p.133)。

  林榮洪認為王明道所表彰的是生命性的神學。(林榮洪,p.240)焦源濂相信王明道是神差來的為祂作見證的,叫眾人因為“他這個人的品格和行事為人”而相信神。(焦源濂,p.xiv)而賴恩融則曾經以專著介紹楊紹唐、倪柝聲和王明道的生平。他視此三人為近代中國教會歷史的“三巨人”。他明白要在中國所有教會中選三個人是非常困難的事,但他仍然以此三人為“中國教會三巨人”。因為這三人確實十分突出,“他們對聖經的真理具有獨特的闡釋能力,並對此一身處革命時代的中國基督教會具有微妙深遠 <p.120> 的影響……他們……具有矢志如一的忠心。”(賴恩融,p.2)而他更認為“在人格上的高潔和耐力方面,以及影響的範圍和建設性上,‘鐵人’王明道應被認為‘三勇士之最’。”(賴恩融,p.91)

  在文字工作上,王明道於一九二七年創辦《靈食季刊》,其發行遍及全國,廣被接納。因此,王明道亦被視為是“近年中國保守派神學的一位重要發言人,深深影響中國教會的大眾神學。”(林榮洪,p.228)但是,由於王明道所影響的是大眾神學,所以他並不能夠在一個比較學術性的水平,跟當時的新神學派進行辯道。(林榮洪,p.236)而由於王明道相信:

 
  基督徒在蒙恩以後,必須遠離這罪惡的世界,但同時他們仍當走到世界堨h……是要招呼其中的人急速悔改,接受神的救恩……不是要圖謀改良這罪惡敗壞的世界──這世界是不能改良,必要遭遇毀滅的……。(王明道,二,p.186)
 
他的實踐神學亦是“純粹從個人性的立場出發,缺乏社會性的意識。”(林榮洪,p.232)因此,他的訊息並未能夠對那些要積極改變世界的人帶來任何意義。(吳利明,p.164)

  然而,Adeney卻認為雖然有人批評王明道“過份強調從世界分別出來的觀念,”但他的教導卻極之實際,“能針對生活在非基督徒社會中的青年人所面對的具體問題。”(戴紹曾,p.33)王永信亦指出,道德問題在王明道的講道和教導中佔很大的比重。(王永信,p.36)而他所宣講的簡單訊息和“他對宗教和人生那種相當切實的體認,對一部份的人來說,無疑是有著很大的吸引力的。”雖然跟隨他的“並不是教育水準很高的一群”,但人數卻相當可觀,他/她們可說是“代表了中國基督教在數量上一個相當重要的部份。”(吳利明,p.133)<p.121>

  事實上,王明道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後遍佈國內的年輕人及學生具有持久的屬靈影響。(戴紹曾,p.33)雖然他的使命在五十年代中期受到了阻遏,人們既聽不見,也看不到王明道,但王長新卻指出:
 
  他﹝王明道﹞的見證卻一直繼續下去,通過文字磅礡於全世界。他的著作數量之多,流傳之廣,影響之大,確非始料所能及……王明道先生那個屬靈的英雄形象卻巍然屹立,影響著千千萬萬的人,直到今天人們還紀念著這一位神忠心的僕人。(王長新,p.xvi)
 
因此,雖然王明道並不是擁有卓越成就的學者,也不是對國家和社會有甚麼特殊貢獻,(賴恩融,p.2)但是他對近代中國基督徒的影響卻是不容忽視的,況且他所處的是一個急劇轉變和傳統價值觀面對巨大挑戰的社會,而王明道作品的“最大價值乃在於作者指出,在這充滿異教和物質主義的中國社會中,我們當如何實際的活出基督徒的生命。”(賴恩融,p.89)所以,研究王明道的思想,尤其是他對基督徒所面對的道德難題的看法,根本便是順理成章的事,而本文是以王明道的婚姻倫理為研究的課題,期望了解王氏在這方面的教導。

  王明道約在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二七年間開始他在文字工作方面的貢獻。至五十年代中期被囚止,前後出版書籍和小冊子凡數十種,絕大部份均曾在他所創辦的《靈食季刊》內刊載。而在一九七七年,王正中將王明道絕大部份的文字編成《王明道文庫》七冊,二百餘萬字。難怪賴恩融認為“在中國,王明道的書為數最多。”(賴恩融,p.89)而他的寫作期間亦是中國傳統婚姻制度備受衝擊的年代。作為一位深具影響力的基督徒領袖,他如何教導基督徒回應這方面的轉變,便是一個十分值得關注的問題。

  <p.122> 基本上,中國傳統的婚姻制度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張樹楝及李秀領,p.107-112)婚姻的結締並不講求男女的愛情,卻要求門當戶對。原則上要先由媒妁傳言,再由父母決定,當事人對自己的婚姻並沒有直接表示意見的權利。(張樹楝及李秀領,p.75-87)結婚則要經納采、納徵和親迎等程序。(張樹楝及李秀領,p.122-131)而離婚是丈夫的權利,丈夫可以以不事公婆、無子、淫亂、嫉妒、有惡疾,多言及盜竊等理由的任何一項為依據出妻,謂之“七出”。法律亦規定“一旦出現毆殺、奸非、妻欲害夫的情況就必須離婚。”丈夫也可以因為妻子色衰或丈夫富貴而出妻。在重視貞節的社會,丈夫休妻可以再娶,妻子被休則不能再嫁,生活也無所歸依。(張樹楝及李秀領,p.135-149)雖然原則上法律沒有禁止寡婦再嫁,但世俗則以寡婦再嫁為恥。(陳顧遠,p.227-233)

  雖然這種婚姻制度在中國經已存在了很多年,但在20世紀,尤其自“五四”新文化運動始,即受到嚴厲的批評。
 
  新文化運動發起者……在婚姻家庭問題上主要反對舊禮教對婦女的壓迫,著重批判“三從四德”,批判舊的貞操觀念,攻擊舊式婚姻,呼籲爭取婦女的獨立人格……。(張樹楝及李秀領,p.235)
 

  甚至有些人過份痛恨舊制度,對之採取完全否定的態度。(張樹楝及李秀領,p.234-235,鄧偉志,p.81)而作為教會的牧者和年輕的基督徒的領袖,王明道如何回應中國文化在這方面的轉變是一個十分值得研究的課題。

   本文是以王明道的婚姻倫理為研究的課題。而由於王明道是一位牧者,他所回應的是當時信徒所面對的問題,所以縱使他的討論範圍相當廣泛,卻仍然不是對婚姻倫理的系統闡述。本文的第一段至第六段將會描述王氏對婚姻所涉及的好些問題的看法,其 <p.123> 中包括婚姻制度的建立、獨身的恩賜、擇偶的條件、愛情、貞潔、夫妻關係、離婚、寡婦再嫁與納妾等。最後一段則總結王明道的婚姻倫理,並提出評論,檢視這位基督徒領袖如何以他的信仰回應文化的變遷。

  雖然婚姻與家庭在基督教社會思想方面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但卻沒有在當代的基督教倫理研究方面受到相應的重視。因為倫理學家認為同性戀、墮胎、婚前及婚外性行為比婚姻與家庭的問題重要。而基督教社會倫理課程大都集中討論政教關係、戰爭和財富等問題,或許導師認為在公平的社會堙A婚姻與家庭會自然地昌盛起來,故亦毋需多作討論。(Post,p.265)所以,近代的神學家和教會領袖的婚姻神學是較少人注意的研究項目,本文亦是這類研究的一項新嘗試。

 

一、 神的話語、聖經與神的旨意

  王永信曾經指出,“王明道先生是目前為止鍥而不捨地尋求《聖經》真理與生活一致的主要華人教會領袖之一。”(王永信著,蔡定邦譯,p.36)事實上,王明道十四歲開始便立志每日查考聖經。他說:
 
 

從那一年起,每日無論如何忙碌,必要抽出一個時間來,專一祈禱讀經。(王明道,七,p.163)

我從十四歲信主以後,每日都讀聖經,我也篤信聖經。(王明道,五,p.61)

 
王氏篤信聖經,他承認自己“未曾入神學,也未曾讀甚麼神學的書籍,”但卻要求自己的信仰和所傳的信息都要以聖經為根據。他宣 <p.124> 稱:
 
  凡是聖經所講的,我都接受,凡是聖經中所沒有的,我一點也不要它們。我的信仰和我所傳的信息都是要完全回到聖經堨h。不論多少人從聖經中減去一些真理,也不論多少人在聖經以外加添一些遺傳,我總要信聖經堜狾釭滿A不能少也不能多。(王明道,五,p.120)
 
故此,他所建立北京基督徒會堂是按照每年猶太人逾越節的正日子,以紀念主耶穌的受難和復活。而該會也不慶祝“聖誕節”,“因為這不但不是聖經上的真理,而且是羅馬教會把古代歐洲人拜假神的日期和習俗改頭換面所製造出來的。”(王明道,五,p.129)

  王明道相信,凡是真實愛主的信徒都要在他/她的“心思、意念、言語、行為、動作、生活、與主的命令”相符合。(王明道,三,p.111)問題是我們如何能夠明白神的命令或旨意呢?
  
  根據王氏的看法,“神的道”或“神的話”就是真理,“只有神的話是真理。”(王明道,二,p.149)我們可以從神所賜的聖經聽見神的言語。(王明道,七,p.263)“而藉著聖經中所記載的神自己的言語,並那住在我們堶悸爾t靈,我們實在很容易明白神的旨意。(王明道,五,p.343)”因此,聖經的教訓能夠
 
  使我們的心思意志,專注重在神的言語和他的意旨上;存心、說話、行事、待人,完全遵照神的命令和訓誨……惟要一心趨向神的法度,往他命令的道上直奔。這便是盡心、盡性、盡力、愛神……。(王明道,二,p.208-209)
 
信徒在聆聽了神的道後,便要持守在心中,藉著神所賜的恩惠和能力,竭力遵守。(王明道,六,p.123)
  
  王明道認為遵行主的話是一件極重大的事。因為這件事既關 <p.125> 乎我們一生的成敗,亦關乎神的榮耀。而在主再來時,我們受賞或受罰“也與我們今日是否遵行他的話有著極大的關係。(王明道,三,p.196)”而聽主的話就去行的人,他/她們不僅在將來獲得獎賞,亦要在今日蒙神的賜福和保守,心中滿有平安,並且在任何環境中都能站立得穩。(王明道,三,p.302-304)王氏說:
 
  人若順從神的命令,有他所喜悅的敬虔,神必使他所蒙的恩,日漸增加,使他所走路,日漸明亮,至終如正午的日頭,光輝普照。(王明道,二,p.219)
 

  至於婚姻方面,王明道認為雖然神未曾在聖經中把我們人生中的每一件大小事應當怎樣作,或不應當怎樣作,都一樣一樣的寫出來,但卻把一切作人的原則指示了我們。因此,神經已將夫妻應當怎樣同處的原則告訴我們。

 
  我們把這些原則都牢牢存記在心中,無論遇見甚麼事,他的靈便會藉著這些真理教訓我們,引導我們,使我們不偏左,不偏右,完全行在神的旨意中。(王明道,三,p.40)
 
因此,信徒應該在婚姻的問題上尋求神的旨意,嘗試從聖經中尋找神在這方面給我們留下的原則。

 

二、婚姻的創始與獨身的恩賜

  王明道相信婚姻是神所“創始”的,他藉著創世記二章十五節及十八至二十四節指出,神造了一個男人,要求他治理神所造的世界,但不久便發現“那人獨自生活不僅寂寞孤單,而且有起甚麼事 <p.126> 來沒有別人幫他的忙。”於是便給他“造一個配偶幫助他。(王明道,一,p.161)” 他說:
 
  神造人的時候就是造了男人以後又造女人。神使男女結為夫婦,同工互助,組織家庭,生養子女,這是神奇妙的安排。因此,我們承認愛情與婚姻都是神聖的、崇高的、尊嚴的。(王明道,一,p.2)
 
  除此以外,王明道亦相信神創立婚姻是“叫人類在地上蕃衍”。因為“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是神的命令,而子女眾多更是神所賜的褔。(王明道,一,p.162-163)

  因此,王明道認為信徒應該尊重婚姻。(王明道,一,p.162)而根據“全部聖經中所講的真理……除去少數有特別恩賜使命或有異常的情形的人以外,每一個男人應當有一個妻子,每一個女子應當有一個丈夫。(王明道,一,p.166)”所以,王明道主張婚姻應該是一夫一妻,而除了有獨身恩賜或情況異常的人外,人人都當結婚。

  但是,王氏亦指出,由於“不敬虔的人在兩性關係上屢屢縱慾犯罪,漸漸使眾人……以為兩性中間的關係都是不潔淨的……是不光明不聖潔的,”結果令“許多渴慕聖潔的人不願意結婚。”而如果他/她們並沒有獨身的恩賜,便會“陷於極端的苦悶,使身心兩受虧損,”或“是放蕩墮落,演出種種的醜劇。”(王明道,一,p.165)

  王氏相信獨身是一種恩賜,祇有那些有獨身恩賜的人纔“可以自己隨便立志不結婚”。(王明道,一,p.169)他認為:
 
  得著這種恩賜的,一無掛慮,專心事奉主固然是好;但沒有這種恩賜的,勉強要這樣作,縱使不陷在罪堙A每日也要經過多少戰爭,受到多少痛苦。在這種苦況中也不見得事奉主能事奉得更好。這樣的人還是 <p.127> 結了婚更好一些。(王明道,一,p.170)
 

王氏自己亦曾在二十一歲到二十四歲間羡慕獨身的生活,後來聽了神的一位老僕人的意見,認為“一位青年的男傳道人若是獨身,作起工來,處處是困難,事事不方便。”於是為了更好地事奉主,便放棄了守獨身的主張。(王明道,五,p.174)而他亦勸導一般青年未婚的信徒,不要輕易立志守獨身,亦“不可輕易對人說決定要守獨身,以致後來弄得不是食言,便是受苦。”(王明道,一,p.170-171)

  所以,王明道認為全部聖經所顯明的真理是:“結婚是正當的軌道,獨身是特殊的情形。”沒有人有權柄反對人結婚,也沒有人有權柄教訓人不可結婚或輕看結婚的人。(王明道,一,p.172)舉凡沒有獨身恩賜的信徒,均要“按著正道進行婚事,訂婚,結婚,夫妻同居,生育子女,都是沒有人可加以批評非難的。”(王明道,一,p.166)

 

三、結合婚姻的正軌

  王明道承認愛情與婚姻都是神聖的、崇高的、尊嚴的。但他亦指出魔鬼在青年男女間所施的試探是最有效最普遍的。
 
  ……如果我們不知道預防魔鬼的試探,他便會在這時候藉著我們情慾發動的機會,引誘我們犯罪,使我們跌倒,使我們陷在禍患中,而且毀壞了我們的人生,使我們再不能被神使用,再不能去作成神交託給我們的那重大的工作。(王明道,一,p.2)
 
所以,信徒必須在婚姻的事上清楚看出神的引導和預備,而他亦相 <p.128> 信神必然十分關心信徒的婚姻。(王明道,一,p.3)

  神關心信徒的婚姻,信徒亦應該恭恭敬敬地將自己的終身大事交給神,安靜等候神的指導,預備和求神開合宜的路。(王明道,一,p.6)王氏認為最好不要在求學時期談婚姻,以免分心,阻礙信徒充實自己,令信徒不能夠預備自己成為一個在神和人面前有用的人。況且信徒在求學時期仍然要倚賴父母,因此縱使有人代為介紹婚姻亦要“婉言謝絕”。(王明道,一,p.4)但神必在祂看為美的時候向信徒顯明祂的旨意。
 
  或是使我們親自遇見最適宜的對象,或是藉著屬他的人為我們介紹合適的人。遇見這種機會的時候,還應當懇切呼求神的指示引導,使我們不致以自己的意思當作了神的旨意,也不可拿人的意見當作了神的安排。(王明道,一,p.6)
 
  王明道相信婚姻是神制定的,神亦為婚姻的結合定下了“最適宜的軌道”。(王明道,一,p.173)而神經已藉著創世記二十四章一至十四節將這軌道清楚教訓了我們。第一,這章聖經告訴我們“聖徒選擇配偶必須在教會中間選擇……基督徒選擇配偶的第一個條件就是對方必須是信主的人,其他的條件還可以讓步,惟獨這個條件是不能讓步的。(王明道,一,p.173-174)”

  王氏相信神不容許信徒跟不信主的人結婚,因為不論對方是拜假神的或不信有神的均是與神為敵,如果跟這些人跟這些人結婚便是與神的仇敵站在一邊。(王明道,一,p.190)而且,人與人相處最親近的莫過於夫妻,如果信徒跟不信的人結婚,便會令他/她們更易被不信的人同化。(王明道,一,p.189)所以,“信的人若與不信的人結婚,便是故意違背神的命令。”(王明道,一,p.190)而信徒是不應該以“引導對方信主”為理由跟不信者結婚,因為能達到目的的是 <p.129>“十堣ㄠo一二”,此僅是悖逆神的藉口。(王明道,一,p.191)信徒更不可以以為祇要靠神便不怕試誘,於是便跟不信的人結婚,因為這是試探神和悖逆的行為,遭遇失敗是毫不希奇的事。(王明道,一,p.191)信徒應該信靠神的預備,不應自己設法而結果吃“自己所結的苦果”。(王明道,一,p.191-194)因此,“聖徒為自己選擇配偶或為其他聖徒介紹婚事的時候,一點不應當往不信的人身上設想。”(王明道,一,p.195)而王氏更提醒信徒,“就是選擇婚姻的時候,對方必須是在毫無婚姻的企圖以前已經真實悔改信主了。”以避免“造出假信徒”的危險。(王明道,一,p.195-196)

  根據王明道的自述,當他想到劉景文或許是神所為他預備的伴侶時,他亦求神的美意成就,免他“陷於失望及陷阱中。”(王明道,五,p.177)遂一直等候神顯明祂的旨意。

  王明道認為中國“古人對婚姻這件事主張‘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很有真理的。”(王明道,一,p.179)所以他相信創世界二十四章一至十四節告訴我們的第二件和第三件事是:“婚姻當由虔誠事奉神的尊長作主,由老成人負責選擇”(王明道,一,p.174)和“婚姻的結合應當有一個敬畏神而且有見識的人作媒介。(王明道,一,p.178)”

  王氏主張如果家中有敬虔事奉神、有信心和有見識的父母,青年人最好能夠將婚姻的事交給父母代為選擇,然後自己同意,或是看見了甚麼對象,便告訴父母,讓父母詳細查考,決定取捨。青年人應該聽從父母的領導,“因為他們明白許多事情是你不明白的,他們經驗過許多事是你未曾經驗過的。”而如果父母經已去世,則應聽從家中“有信心德行和見識的”其他尊長的指導,免得“大錯一經鑄成,再想挽救也來不及了。”(王明道,一,p.175)況且,在婚姻的事上請人指導亦可以幫助青年人逃脫愛情的蒙蔽。

 

  <p.130> 因為他們不是當事人,他們不受愛情的蒙蔽,他們用旁觀者的眼光來加以查考和分辨,他們能看得出對方的短處和缺點。再加上他們處世閱人的經驗宏富……他們代為選擇雖然不敢說萬無一失,但比較青年人自己選擇的危險性實在小得太多了。(王明道,一,p.177)
 
  由於王明道主張青年人在婚姻的事上要聽從父母的指導,他亦相應要求父母要留意兒女的婚姻問題。
 
  平日在這件事上給他們一種適宜的領導,不要容他們自己去瞎撞。到了適宜的年齡,一方面為他們留心物色適宜的對象,一方面同他們開誠佈公的討論,好明白他們的心願與目的。作父母的不可用高壓包辦的手段去解決兒女的婚姻,也不可採取完全放任的辦法。如果兒女(尤其是女兒)不好意思談到自己的婚姻,作父母的更應當負責幫助他們進行,免得延誤過了結婚的年齡,使兒女陷入苦境。(王明道,一,p.313)
 
但是,王明道亦意識到“有許多沒有信仰沒有知識思想卑鄙品德污濁的父母,”他/她們不配為子女選擇結婚的對象,而如果青年人“看出父母的主張和安排不合真理,”便要以極大的信心和勇氣堅決反對,“為這件事忍受甚麼痛苦和逼迫也是不能屈服的。(王明道,一,p.177)”

  王氏主張婚姻的結合應當有一個敬畏神而且有見識的人作媒。當然,他亦知道社會中有一些為利益而作媒的人,他認為這些人是“社會中的蠹蟲,人類的蟊賊,”是應當剷除的。而“有資格作媒妁的人必須是可信靠的人,老成的人,有德行的和見識的人,更要緊的是敬畏神的人。”(王明道,一,p.179)良好的媒妁是婚姻的一種堅固保障,因為
 
  比如說我為兩個青年人介紹婚姻,我為他們二人一生的幸福和前 <p.131> 途打算,決不敢輕忽辦理。我為神的榮耀也決不敢貿然進行。我為我自己的信用和名譽也不敢草率從事。我必須十分知道男女兩方面都是可靠的聖徒,也必須清楚明白他們兩個人沒有甚麼欺騙和惡意。如果我對他們兩個人中間的一個稍有懷疑的地方,我就拒絕不為他們介紹。這麼一來,我的介紹便成了他們兩個人婚姻的一種保障。(王明道,一,p.180)
 
如果婚姻有賢明的父母作主,再有敬畏神的人作媒,“這種婚姻無異有了雙重的保障。”(王明道,一,p.179)

  當然,王明道從這段經文亦看見“婚姻的事必須呼求神的指導和成全。”因此,不論父母為子女安排婚事,或青年人選擇終身伴侶前,或信徒為別人介紹婚姻,均要仰望、呼求和等候神的成全,如此便能夠避免顧慮不周設想不到的危險。(王明道,一,p.181-182)

  在王明道想到劉景文可能是自己的終身伴侶時,除了禱告等候外,亦曾跟一位“老年聖徒談到這件事,求她的指導,”對方亦“應許為這件事祈禱,以後再看能不能作甚麼。”似乎這位聖徒是作了他的聯絡人,或許成了這段婚姻的媒妁,因為過了幾天,王明道從她知道劉景文的父母要慎重考慮,而劉景文則說:“天父看怎樣好,就怎樣罷。”最後王氏跟劉景文的父母達成共識,如果王明道的“母親有一些表示不贊同”,便決定放下這婚事,不再進行。結果他的母親並沒有一句表示不贊同的話,王氏視此為他向神所要的最後一個證據,“現在也清清楚楚的得著,”令他“確知這件事是出於神的美旨了。”(王明道,五,p.178-179)

  第五,王明道從創世記二十四章一至十四節所看見的另一個教訓是:“選擇配偶主要的條件除了信仰以外最重要的便是愛心和德行。”(王明道,一,p.183)他說:
 
  <p.132> 我們都知道一個有智慧的男子或女子要選擇一個配偶是何等的謹慎。他﹝或她﹞總要用多少的時光,費多少的心力,去考驗她﹝或他﹞的性情如何,德行怎樣,知識的優劣,體格的強弱。及至他﹝或她﹞確知對方一切景況都是與自己相配適宜,以後纔要進行他們的婚事。(王明道,四,p.13-14)

青年信徒選擇配偶之條件,信仰與德行為第一重要,學識、才能次之,體健又次之,其他不足論也。(王明道,五,p.178)
 

因為信仰、德行和愛心均是神所注重的,舉凡尊重神的都要以神所注重的為擇偶的條件。(王明道,一,p.6)

  王明道從該段經文所得的最後一個教訓是婚姻必須得當事人同意。(王明道,一,p.186)所以,王氏反對中國“舊有的習俗”,認為父母不應該在子女年紀幼小時便給他/她們訂親,指腹訂婚則更是不合真理的事。(王明道,一,p.187)而“最適當的方法就是父母代為選擇,徵得子女的同意,或自己子女選擇,徵得父母的許可,再徵求有信仰有德行有見識人作媒妁……這三方面都當齊備纔算十分妥善。”(王明道,一,p.181)

 

四、愛情與貞潔

  王明道相信愛情和婚姻都是神聖的、崇高的、尊嚴的。愛情是天賦的,如果按著神的旨意,將愛情用在正軌上,便“可以結合美滿的姻緣,”讓人“享受神所賜家庭的幸福,”更可“藉著夫妻間的互助,一同行天路,一同事奉神。”但是,如果我們不按著聖經的教訓濫用愛情,便會犯許多的罪,受苦惹禍,害人害己,甚至害到不可挽救的地步。(王明道,一,p.63)然而,何以王明道對愛情存著這麼大的猜疑呢?

  <p.133> 相信王明道對愛情最大的保留是他認為愛情會令人的理智完全失去了功效。如果男女一發生愛情,便會不顧一切。他/她們祇會看見對方是最合適自己的配偶。感情令他/她們看不清雙方不可結合的種種理由,亦沒有任何人可以勸阻他/她們。“及至結合以後,感情最熱烈的時期一過去,甚麼都明白了。”雙方便會看到對方的缺點,亦會看出彼此不可結合的理由,“他們會後悔、會爭吵、會彼此不滿意、會互相挑毛病,悲劇便從此開始。”(王明道,一,p.5)

  由於愛情有那麼大的力量,王明道遂提醒青年的男女,如果他/她們看出彼此沒有可能結合,便不要有太近的來往,以免在“玩玩的景況中”發生愛情,後悔也來不及。或許對方有意,自己無心,結果令對方為情自殺,或把對方弄成精神病,或其他悲慘的結果。雖然沒有犯法,卻不能在神面前推掉害人的責任。(王明道,一,p.5-6)所以,王氏勸勉人“不要輕易向異性的人發愛情,因為這與作繭自縛是一樣的危險。”(王明道,一,p.262)

   由於濫用愛情會造成害人害己的後果,遂令王明道對不顧父母之命,不用媒妁之言的“自由戀愛”持十分保留的態度,恐防愛情被人所濫用,產生幕幕的悲劇。例如:男人已婚卻再騙婚,女性遭騙復遭遺棄或被迫當娼……等。而王氏認為,雖然人可能會透過自由結合而獲得美滿的婚姻,但卻是“十件堶掙爣o二三。”(王明道,一,p.179-180)

  此外,由於王明道非常重視貞潔,而濫用愛情會令人被騙去貞操,所以他對愛情是相當保留的。他認為一個女子失身於愛情騙子,她所蒙受的是“一生不能彌補的”損失,“而且這種損失常會演出不可挽救慘痛到極點的結局。”(王明道,一,p.32)所以,為了持守貞潔,他勸勉男子要拒絕蕩女的引誘,避免失敗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他亦勸勉女子不要被輕佻的男子引誘,要保持玉潔冰清,避免 <p.134> 極苦痛的結局。(王明道,一,p.156-157)

  所以,王明道亦主張訂了婚的男女,雖然有了愛情,亦有了交誼和往來,卻仍要分居,到了結婚那日,新郎纔可以與新娘“分享他所有的”。(王明道,四,p.4)

  基本上,王明道跟劉景文的婚姻,是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規定,經雙方同意而結合的。王氏亦指出,雖然他跟妻子在訂婚前經已認識了一年多,但除了談過幾次真理的問題外,便沒有單獨談過話,所以並沒有像現代男女那樣交過朋友,彼此通訊亦在訂婚後纔開始,然後經過一年零八個月便結婚。(王明道,五,p.180-181)而儘管王明道對愛情存著猜疑,卻認為“真實的婚姻必是有最懇摯愛情在夫妻兩個人的中間。(王明道,四,p.6)”所以,雖然相信他跟劉景文在婚前的交往不會太多,但他/她們是應該有了愛情纔會結締婚盟。

 

五、夫妻的愛情、責任與相處之道

  王明道是在一九二八年八月八日在杭州跟劉景文結婚。(王明道,五,p.92)他憶述當時的情況說:

 
  結婚的前幾天,承一位外出避暑的老年聖徒把她的房子借給我們住。劉先生住的房子在東邊,中間是禮拜堂,和一個聖經女校,再往西就是這座樓房了。因此結婚的那天沒有用任何種車輛,出了禮拜堂穿過兩層院門,就到我們住的房子了。岳母在我們結婚的那一天送給我們每人一部聖經……我的朋友石天民……送給我們一付對聯:“蒙神恩永結良侶;順主命廣傳褔音。”(王明道,五,p.180)
 
由於王氏反對婚禮滲入任何迷信陋俗,(王明道,三,p.144)相信這 <p.135> 是一相當簡單,卻以信仰為中心的婚禮。

  王明道相信夫妻間應該有真摯的愛情,因為有了這種愛情,丈夫便會把他一切所有的與妻子分享。所以,婚後丈夫與妻子同住,亦“要把一切的產業資財和他的妻子一同分享。”而且兩人既成為一體,如同一人,亦要同蒙羞辱,同得榮耀。(王明道,四,p.6-10)王明道說:
 
 

夫妻是一種由於愛情的結合,所以丈夫樂意把一切所有的都和他的妻子一同分享。(王明道,四,p.9)

若是享福,他﹝丈夫﹞必是要他的妻子與他一同安樂;若是遭難,他也必是甘心和他的妻子一同受苦……。(王明道,四,p.7)

 
而妻子亦因為這種愛情而願意放棄她原先所擁有的一切,就了她的丈夫去。
 
  一個女子,自然是愛她的家庭、她的父母、姊妹、弟兄、她的居所和故鄉;但是她若要得著她的丈夫,到底她不能不捨棄這一切,就了他的丈夫去。不過她的愛情,若真是熱烈的向著她的丈夫,這樣的愛情足夠使她甘心捨棄這一切,也不覺得太難。(王明道,四,p.28)
 
  王明道認為神為男人造一個配偶,目的是讓他“不但有了伴侶,而且有了同工,來幫助他作神所交託他的那一切工作。”(王明道,五,p.173)所以,妻子的責任便是要幫助她的丈夫。而雖然王氏承認他與妻子“的性情在幾點上大不相同”,(王明道,五,p.191)但他亦承認他的妻子了他很大的幫助。他說:
 
 

到我二十八歲的時候,神又賜給我一個能責備規勸我的妻子。她只要看見或聽見我在言行上有甚麼過失,便提醒我,勸告我。她在這一 <p.136> 件事上給我的幫助真難估計有多麼大。(王明道,三,p.215)

……她﹝王明道的妻子﹞不是是個能幹的主婦,但她是一個良好的同工;她不是我辦公室中的一個幹練的書記,但她是我人生和工作上的一個精細的校對員。她不是我從前理想中妻子,但她是我今日最適宜的配偶。現今我纔明白我的理想並不是完美的理想,我的選擇也不是最好的選擇,惟有神的意念和作為纔真是盡善盡美。(王明道,五,p.198)

 
而且,一個賢德的妻子亦可以拯救她的丈夫脫離許多禍患,同時也連帶拯救了許多別的人脫離禍患。她會“在旁攔阻勸導”自己的丈夫,免得他犯法害人,保全了丈夫,亦保全了其他人。她會“在旁開導勸戒”,阻止丈夫作禍國殃民的事,使丈夫不陷入法網,亦保全了許多無辜的平民。她會“在旁邊勸解安慰”,免她的丈夫承怒殺人,救了丈夫,也救了那些與她的丈夫發生衝突的人。(王明道,六,p.223-224)王氏說:
 
  一個聰明賢德的妻子不用說幫助丈夫成就甚麼事工,只就她拯救丈夫脫離禍患這一件事說,她的功績就夠偉大的了。(王明道,六,p.224)
 
  此外,妻子除了幫助丈夫外,亦要順服丈夫。因為王明道相信,一個基督徒“無論處在甚麼團體中間,就當順服那個團體中的領袖,和一切有權柄管理他的人……若作妻子,就當順服丈夫……。”而順服並“不是因為怕人,乃是因為要順服神,要討神的喜悅。”(王明道,三,p.183)由此亦可見王明道是以丈夫為家庭的領袖,妻子的責任便是要順服丈夫。

  王明道認為神的教訓是十分公平的。因為神不僅教導妻子要順服丈夫,亦教導丈夫要疼愛妻子。他說:
 
  <p.137>﹝神﹞教訓兩方面都應當盡自己的本分。自然兩方面因為所站的地位不同,所以兩方面當盡的責任不同,當作的事也不同,但有一點是相同的,就是他們都應當用愛心對待對方,都應當為對方設想,都應當為對方謀利益……妻子有妻子的本分,丈夫也有丈夫的本分。丈夫有丈夫的享受,妻子也有妻子的享受。神的教訓最公平不過。他絕不偏袒任何一方面。(王明道,三,p.64)
 
  神是公平的,所以要求丈夫和妻子都要以忠誠對待對方。王明道指出,“夫妻二人都當常常謹慎,除了自己的配偶以外,決不對任何異性的人發生男女中間的愛情,決不背著自己的配偶暗中與任何異性的人有甚麼往來和友誼。”(王明道,一,p.129)如果任何人以愛配偶的心去愛任何異性的人,就是犯了淫亂的罪。(王明道,一,p.6)信徒是不應該與那些“待自己的妻子或丈夫不忠誠的人”結交朋友。(王明道,一,p.253)而如果男子在貧賤時得過妻子的幫助,妻子與他同甘共苦,便更不應該在環境好轉後移情別戀。“貴易交、富易妻”是一種忘恩負義的行為。“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是金石之言。(王明道,一,p.367)

  王明道認為如果丈夫和妻子都是有愛心和德行的人,復以真誠的愛愛對方,則不愁得不著美滿的婚姻。王氏更列出了好些具體的行為,以說明夫妻如何
 
  ……能終日度著一種融融洩洩的快樂生活,他們都不自私、不欺騙、不相咬相吞,不相打相罵、不鉤心鬥角,不爾詐我虞。他們都彼此體恤,彼此幫助,有褔同享,有苦同嘗,這樣的家庭縱使家無宿糧,室如懸磬……(王明道,一,p.185)
 

也會是一個和睦快樂的家庭。而在他所列出的具體行為中,甚至包括了房事的問題,他主張夫妻應該在房事上有節制,以免損害身 <p.138> 體,免得為此而犧牲一生的事工。(王明道,一,p.233)

  在總結夫妻相處之道時,他認為要維持夫妻的感情和家庭的幸福,最重要的是相愛、相敬和同心敬畏神。而三者最重要的則是同心敬畏神。(王明道,一,p.263)他說:

 
  夫婦同處若希望和睦快樂,總不發生痛苦不幸,最要緊的事就是要同心敬畏神,讓神在家庭中作主,在家庭中居首位,夫婦在凡事上竭力求神的喜悅;互相勸勉遵行神的旨意;愛神過於自己的配偶。(王明道,一,p.229)
 

六、離婚、寡婦再嫁與納妾

  婚姻是神所創始的,王明道認為神的計劃“是叫夫妻結合以後總不要分離……是叫夫妻二人彼此忠實相愛,共同組織家庭。”(王明道,一,p.199)故此,神是禁止信徒隨便離婚的。

  根據王明道的觀察,離婚經已成為當時社會的一個極重要的問題。雖然沒有歐美各國那麼流行,離婚的風氣卻己漸漸流入中國許多大都市。部份信徒受了這種潮流的衝擊,不免躍躍欲試。(王明道,一,p.198-199)

  王明道發現中國古代跟以色列國古代的制度一樣,就是“只有休妻的事,並沒妻子與丈夫離婚的事。”而摩西的律法所允許的是丈夫可以休棄那犯了姦淫的妻子。王明道認為這種規定是合理的,因為如果妻子背棄了丈夫,她的丈夫將她休棄也是理所當然的。這項規定亦限制了丈夫不能夠隨便休妻,保障了妻子的權利。丈夫如果不是因為妻子犯姦淫而將她休棄另娶,他“就是犯了姦淫了”。(王明道,一,p.198-199)

  雖然古代祇是容許男子休妻,但近代的法律亦允許妻子對丈 <p.139> 夫提出離異,“出妻”這名詞便擴大而變為“離婚”。(王明道,一,p.199)而王明道視“除了淫亂的緣故以外其他的離婚都是神所不允許的,”是不合真理的離婚,是要堅決反對的。(王明道,一,p.205)

  王明道之堅決反對離婚,是因為離婚令夫妻的關係不穩固,家庭的基礎動搖,令兒童與尚在人間的父親斷絕關係。“愛情,倫常,節制,廉恥,一齊都掃地以盡”,是天下最痛心的事。(王明道,一,p.200)而且離婚會令

 
  ……許多青年人隨意放縱私慾,濫用愛情,把婚姻看作兒戲一般……自由結婚與自由離婚的辦法,無異給一般狡詐和愚昧的青年男女大開方便之門,使他們可以肆無忌憚,為所欲為。(王明道,一,p.200-201)
 

  此外,離婚的受害者大多是女子,如果離婚的門一開,好些負心漢便會以種種借口跟妻子離婚。除了極少數有本領有資產的女子外,大多數離婚的女性都“不免流離失所,遭遇凍餒。”(王明道,一,p.201)

  或許有人以婚姻痛苦而提出離婚。王明道承認許多夫妻間會出現“性情極端不合,知識相差太多,作妻子的與丈夫家中的人實在無法同處,或是一方面性情乖張,對另一方面壓迫虐待”等困難,但他並不接受離婚是唯一解決的辦法。因為極少的困難是不能解決的,祇是解決的方法比離婚更難,而如果開了離婚的道路,便會有更多的選擇這條容易走的路。(王明道,一,p.201-202)王氏之所以抱著這種看法,是因為他自己有類似的經驗。

  王明道承認他跟妻子“的性情在幾點上大不相同,”(王明道,五,p.191)甚至他/她們“夫妻間的摩擦真可算相當劇烈。(王明 <p.140> 道,五,p.197)”而且他的母親和姐姐對他的妻子有很深的成見,令“家中充滿了猜忌、惡感、吵鬧、不安”。(王明道,五,p.182)然而,他/她們並沒有因此而離婚。王明道說:

 
  神不許屬他的人隨便離婚,並不是剝奪他們的自由,實在是為要使他們得褔。假使神不禁止屬他的人隨便離婚,當我們二人摩擦激烈的時候就離了婚,還能有今日麼?(王明道,五,p.197)
 

雖然經過了長時間的摩擦,他/她們仍然能夠互相信任,彼此說誠實話,(王明道,五,p.197-198)過著幸福的夫妻生活。

  除了離婚的問題外,王明道認為當時社會所面對的另一個與婚姻問題相連的是寡婦再嫁的問題。因為雖然法律並未禁止,但中國舊日一般人視寡婦再嫁為一件可恥的事。結果令某些無人照顧畜養的寡婦流為乞丐餓殍,或令某些寡婦因為身心所遭受的打擊而患病、死亡、自殺,或令某些寡婦受人引誘而失節、淪為娼妓,殺人或被殺。(王明道,一,p.206-207)

  王明道認為寡婦甘心守節是可敬佩的,但寡婦再嫁卻並不可恥。“我們決不應禁止寡婦守節,但我們同樣不當禁止寡婦再嫁。守節或再嫁,完全是她們本身有權柄自己定規的事。”(王明道,一,p.208)因為聖經清楚告訴我們,寡婦再嫁並沒有犯罪,也不可恥,而我們亦祇有聽從聖經的教訓。(王明道,一,p.208-209)

  當然,哥林多前書七章四十節告訴我們,若常守節則更有福氣,所以寡婦並不是必須再嫁。但九節亦說:“……與其慾火攻心,倒不如嫁娶為妙。”三十九節則說明:“……只是要嫁在主堶悸漱H。”而按照提摩太前書五章十六節的教訓,寡婦若有親人,這些人就當盡力供養她們,不可累著教會,好使教會能夠供養那些無依無靠的寡婦。(王明道,一,p.209)

   <p.141> 王明道認為禁止寡婦再嫁是不合理的陋風惡習,而既然寡婦再嫁是合乎聖經的真理,也合乎愛神愛人的教訓,信徒便應竭力提倡,不必顧慮世人的批評反對,要避免違背神的命令,使人遭遇損害。(王明道,一,p.211)

  無疑離婚與寡婦再嫁是兩個令王明道困擾的的問題,而第三個則是納妾的問題。王明道認為創世記二章十八至二十四節告訴我們,一夫一妻是神所立的制度,超出這個數目便是“越出了神所設的軌道。凡這樣作的人沒有一個不是自討了許多的痛苦和禍患。(王明道,一,p.212-213)而王氏更列出了該隱的五代孫拉麥、亞伯拉罕、雅各、基甸、大衛和所羅門等人物為例,要求我們引為鑑戒,“因為聖經中所記載的那些多妻的人沒有一個不是因多妻惹出來許多痛苦和禍害。”(王明道,一,p.216)

  王明道指出,納妾最明顯和最普通的痛苦和禍患是“妻妾互相嫉妒和妻妾的子女彼此不合。”而我們是不可以罪責妻子的嫉妒,正如我們不能夠罪責丈夫對行淫的妻子動怒。中國舊日主張妻子不可以為了丈夫納妾而嫉妒,王氏認為這是一種錯誤的主張,因為如果我們接受這種教訓,丈夫亦不可以過問妻子與別的異性戀愛。(王明道,一,p.216)另一方面,妾亦希望丈夫專一愛她,便會千方百計除掉那個男人的妻子。結果令家庭成了戰場。在這種境況中,王明道認為那丈夫受苦是咎由自取,令人不平的是那些無辜的妻妾因為男人的罪惡而成了犧牲品。(王明道,一,p.216-217)而妻妾既然不合,她們的子女互相攻擊,彼此殘害則更是意料中事。(王明道,一,p.217)

  或許有人因為娶妻多年未曾生子,恐怕絕了後嗣而納妾。然而,王明道認為,不信主的人恐怕死後變鬼,如果沒有子孫祭祀便會捱餓,但信徒既不信死後變鬼,又何以因為怕絕後而納妾呢?(王明道,一,p.218)<p.142>

  或許信徒是為了養兒防老,希望妾侍能夠生下一男半女,讓自己到了老年能夠獲得子女的照顧安慰。但是,王明道認為信徒不應該有這種思想,因為我們不應該倚靠那一點都靠不住的兒女,卻要倚靠那永不改變的神。因此,王氏認為,“就是自己不生兒子,設法去抱一個孩子來,養作自己的兒子……也是一件沒有意思的事。”(王明道,一,p.220)

  如果納妾是違背了神的命令,有妾的人信主可以被教會接納麼?他是否要離棄他的妾,然後纔可以獲得教會的接納呢?王明道在回應這些問題時指出,“聖經未曾告訴我們說有妾的人悔改信主必須離棄他的妾。”因為根據羅馬書七章二十三節的教訓,丈夫活著時,妻子決不可歸於別的男人,而且,就人事來說,如果妾被迫離開丈夫,她“既不是處女,又不是寡婦,”曾經與男人同居,卻被離棄了,那又有誰願意娶那被別人離棄的妾呢?而如果那妾跟她的丈夫感情很好,“現在就這樣被強迫的離開,那種苦痛更不用說該有多大了。”(王明道,一,p.220-222)所以,

 
  除非男人和他的妾都甘心樂意分離,而且女人也實在能夠獨居,決不會發生困難和危險,他們自然可以這樣作。但如果這個辦法辦不到,唯一的方法就是維持原狀,那就是說照舊留他的妾在家中……對待妻妾的態度應當公平慈愛,不可再像未信主以前那樣偏袒一方面,苦待另一方面就是了。(王明道,一,p.222-223)
 

教會亦要接納這男人。

  況且,根據提摩太前書三章二、十二節和提多書一章五、六節記載,“顯見那時候的教會中有多妻或有妾的信徒了。使徒未曾禁止教會接納多妻或有妾的人悔改加入教會,誰還能禁止呢?”(王明道,一,p.223)從申命記二十二章二十八、二十九節推論,那男子既 <p.143> 已玷污了他的妾,就不可再離棄她。(王明道,一,p.224)但是,由於聖經規定作監督、執事或長老的均“只作一個婦人的丈夫,”所以多妻或有妾的人“決不可在教會中作領袖。”(王明道,一,p.223)

  教會接納那些有妾但悔改信主的人,便要給他們施浸,並與他們同赴主餐。因為“主所接納的人我們不敢不接納。”而且,“受浸是基督徒悔改後的第一步順服……吃主的晚餐記念主基督徒的本份,也是基督徒的權利,”如果教會不給他們施浸,又不願意與他們同赴主的晚餐,便會傷害了這些信徒,可能令他們灰心喪膽,跌倒退後,甚至完全失去信心,“這種損害誰能補償呢?”(王明道,一,p.225-226)

  最後,王明道指出,雖然教會接納那些多妻或有妾的信徒,卻不可以容許人信主後納妾,兩者是不能夠“混在一處的”。(王明道,一,p.224)而如果作妾的信主,“教會自然也當接納了。”(王明道,一,p.227)當然,雖然有妾的人經已信主,卻仍要接受因為納妾而帶來的痛苦,因為“人在今世總免不了吃自己因犯罪所結的果子。”(王明道,一,p.228)

 

七、總結與反思

  基本上,王明道是一位牧者。雖然他所牧養的並不是教育水準很高的人,卻也不是一群目不識丁的愚夫愚婦。況且,除了講道外,王明道主要是藉著文字進行教導,而能夠透過刊物接受教導的亦絕非文盲。所以,這群基督徒亦會期望王氏按著信仰施教,給他/她們解決在婚姻方面所遇上的問題。

  林榮洪曾經指出,王明道認為神學思想或教會生活都必須聖經化,“他看重聖經的真理(text),卻不計較所處的環境(context)。”(林榮洪,p240)當然,筆者能夠明白王明道要將神學思想和教會 <p.144> 生活聖經化的意思,但是何以謂不計較所處的環境呢?是不是指他不會將他所理解的聖經真理跟他所處的環境妥協呢?而當我們看王明道的婚姻倫理時,便會發現他所討論的問題亦正是當時信徒在他/她所處的環境所要面對的問題。問題是王氏如何以此毫不妥協的態度,將他所理解聖經關於婚姻的教訓,在此急劇變遷的社會中應用出來。

  王明道所處的正是一個對傳統婚姻制度提出強烈批判的時代。而從王氏所寫的文字看,我們相信他的言論並不是特別針對某些人的論點而發。所以他祇是就著當時信徒所面對的普遍問題而提出他的看法。筆者嘗試在此總結王明道的立場,並將他的看法跟當時的法律和流行觀點對比,從而對其思想作出一點反省。

  王明道相信婚姻制度是神所創立的,目的是要叫人生養眾多遍滿全地。而舉凡沒有獨身恩賜的人都應該結婚。信徒亦要按著神的心意擇偶、訂婚、結婚、夫妻同居及生育子女。

  在擇偶方面,王氏認為信徒應該以信徒為嫁娶的對象。除了信仰外,擇偶最主要的是考慮對方的愛心和德行。而在婚事的安排方面,王氏認為最適當的做法便是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規定,經雙方同意而結合。當然,對這對新人而言,愛情也是十分重要的,但王明道亦相信會有人偏離了聖經的教訓而濫用愛情,藉著自由戀愛而造成害人害己的結果。

  根據國民黨在一九三一年五月施行的《民法•親屬編》規定,男女當事人可以訂定自己的婚約,否定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做法。(戴偉,p.384)所以,法律基本上承認男女是可以經自由戀愛而結合。
按自由戀愛是五四時期的討論熱點。(鄧志偉,p.85)而當時雖然有好些人支持自由戀愛,但亦有人意識到自由戀愛可能會導致某些問題。魯迅在小說《傷逝》奡y寫一對追求自由戀愛的男女 <p.145> 的故事,他/她們不顧家族的反對,由熱戀到同居,結果感情因為家庭經濟的困境而出現危機,兩人最終以分手悲劇收場。(鄧志偉,p.90)所以王明道對自由戀愛的保留亦不是毫無根據的。

  《民法•親屬編》亦規定男子要滿十八歲,女子則十六歲,否則不可結婚。婚齡的規定亦禁止了娃娃親、童養媳等惡習。(戴偉,p.384)而王明道亦反對父母在子女幼小時給他/她們訂親。

  雖然王明道對愛情存著保留的態度,但卻要求夫妻要有真摯的愛情。因為真摯的愛情能夠令丈夫願意與妻子分享他所擁有的一切,並以犧牲的愛去愛妻子;亦令妻子甘願搬到夫家,並願意幫助丈夫,順服丈夫。而按《民法•親屬編》的規定,妻子是要以丈夫的家為家,亦要將自己的財產交給丈夫管理。(戴偉,p.385)王明道並沒有視此為對婦女的歧視,卻視之為神給與不同地位的人的責任,並強調神的教訓是公平的道理,王氏在這方面的看法是值得作進一步的討論。

  王明道十分重視貞潔。他主張夫妻在婚前要持守貞潔,男女均不應該有婚前的性行為,而婚後夫妻亦要彼此貞忠,忠誠地對待對方。因此,王氏所肯定的並不是單方面的守貞,但他認為如果女性失去了童貞,她所失去的是不能夠彌補的。當然,我們明白信仰對貞操的重視,但失去了童貞是不是便不能夠彌補呢?王氏可否對這個問題作進一步的反思呢?

  在新文化運動時期,貞操問題也是一個重要討論範圍。一九一七年十月公佈的《修正褒揚條例》對寡婦守節,烈婦殉夫,貞女守節和烈女殉夫等行為均於以褒獎。而社會輿論亦鼓勵和崇尚婦女守貞操。(鄧偉志,p.95)但是,一九一八年五月,周作人翻譯了日本學者謝野晶子的《貞操論》,尖銳地指出,“貞操不是道德,而是一種趣味,一種信仰,一種潔癖。”而當時魯迅和胡適等亦對此提出了批判。(鄧偉志,p.97-99)從王明道的文字看,他並不禁止寡婦再 <p.146> 嫁,相信亦不會支持烈婦殉夫,貞女守節和烈女殉夫。但他會否接受婦女因遭遇強暴而羞忿自盡,則是要進一步探討的問題。

  根據張樹楝和李秀領的分析,當時的法律容許夫妻“雙方自願,可自行離婚,但對離婚後的財產、生活卻隻字不提,限制了大多數沒有經濟收入的婦女的離婚自由。”(張樹楝、李秀領,p.257)就此,王明道鼓勵夫妻以真摯的愛情彼此相待,祇容許因為淫亂而導致的離婚。當然,他是因為聖經的教訓而反對離婚,但他亦看見離婚婦女流離失所,遭遇凍餒的情況。問題是他能否一方面堅持他所理解的聖經的教導,另一方面則為離婚的婦女發言,為她們爭取應有的對待。

  此外,當時的法律以“娶妾並非婚姻”為由而容許男性納妾。(張樹楝、李秀領,p.257)而王明道則以多妻會為家庭帶來痛苦和禍患為由反對納妾,他亦反對信徒為了子嗣或養兒防老而納妾,卻認為信徒不需要在信主後休棄自己的妾。

  王明道以他對聖經的理解回應當時信徒所面對關於婚姻方面的問題。從聖經字面和直接的教導,王明道堅持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要求夫妻以愛相待,彼此貞忠。亦能夠抗衡文化,支持寡婦再嫁。也能夠提出與法制相異的見解,反對納妾。但是,我們可以從他教訓看見中國傳統對他的影響。由於他對自由戀愛的疑慮,遂傾向於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為婚姻結締的正軌,並試圖以創世記二十四章一至十四節證明此乃聖經的教訓,但此是否僅是他以聖經支持中國傳統的某些做法則是值得商榷的問題。而如果我們檢視王明道使用聖經的風格,便會發現他是一位講道者,因為他往往以一段聖經為其論的基礎,以闡述他的看法。但問題卻是一段聖經是否足以說明整本聖經對某問題的看法呢?

  雖然王明道能夠就著聖經字面和直接的教導而提出毫不妥協的立場,但對聖經未有處理的問題則未有討論。例如聖經乃源自 <p.147> 男尊女卑的社會,內容僅記載了女性失去了童貞的痛苦經驗,卻沒有觸女性失去童貞能否仍然被視為一個同樣有價值的人,而王氏對此亦相應沒有任何討論。此外,由於聖經沒有肯定自由戀愛,他亦祇有以聖經負面的例子對照他所看見自由戀愛負面的觀察而肯定他對自由戀愛的保留態度。此亦可謂聖經對他的思想的限制。

  此外,王明道對聖經的閱讀是以個人問題為中心的,他所提出的亦祇是針對個人面對的婚姻問題的抉擇。對於這些問題背後所涉及的社會問題則沒有觸及,亦不會嘗試從聖經尋求解決的方向。此亦可謂王氏對聖經理解的局限。

  最後,在王明道所討論的問題中,其中部份是信徒所獨有的問題,但大部份都是任何人均要面對的問題。當然,王明道是以信徒作為寫作的對象,但是,他似乎並沒有期望信徒以外的人接受他的道德指導。而如果神是創造的主,基督教倫理應否僅以信徒為受眾則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王明道所處的是一個急劇變遷的社會。但當他回應婚姻倫理所面對的挑戰時,他並沒有急不及待地放棄傳統的文化,亦沒有毫無保留地接受新的事物,卻嘗試從信仰的角度去尋索回應的路向,儘管他不能夠完全擺脫傳統文化對他的影響,在使用聖經方面亦不可以完全令人滿意,但是,從他身上可以看到,當我們回應文化的變遷時,我們不可以僅僅認為基督教是反乎文化、屬於文化、超乎文化、與文化相反相成或是文化的改造者,﹝尼布爾﹞因為基督教與文化的關係是錯綜複雜的。所以,基督教應該與文化保持互動的關係,一方面保持對話,尋求共識;另一方面則要保持距離,彼此批判。最重要的是雙方均要不斷地自我檢討,期望引導人群積極地邁向未來。

 

徵引書目

<p.148> 王永信
1990 蔡定邦譯〈王明道先生──我的牧者與老師〉,《今日華人教會》,1990年7月。

王明道
1998 《王明道文庫》,第一冊至第七冊(浸宣)。

王長新
1997 《又四十年》(加拿大福音)。

尼布爾、利查﹝Richard Niebuhr﹞
1986 賴英澤及龔書森譯《基督與文化》(東南亞神學院協會)。

吳明利
1990 《基督教與中國社會變遷》(香港:基督教文藝)。

林榮洪
1982 《王明道與中國教會》(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

張樹楝、李秀領
1996 《中國婚姻家庭的嬗變》(台北:南天)。

焦源濂
1997 〈焦序〉。收於王長新,《又四十年》(加拿大福音)。

鄧偉志
1994 《近代中國家庭的變革》(上海人民)。

賴恩融
1998 《中國教會三巨人》(橄欖)。

編者
1990 〈王明道先生九秩高壽特輯──小引〉,《今日華人教會》(香港: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

戴偉
1992 《中國婚姻性愛史稿》(北京:東方)。

戴紹曾
<p.149> 1990 〈衛道勇士──王明道先生〉,《今日華人教會》(香港: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

Post, Stephen G.,
1996 “Marriage and Family.” Lisa Sowle Cahill, and James F. Childress, eds., Christian Ethics: Problems and Prospects (Pilgrim).

Wickeri, Philip L.,
1988 Seeking the Common Ground: Protestant Christianity, The Three-Self Movement, and the China’s United Front (Orbis)。
 

進深書目

王明道
1998 《王明道文庫》,第一冊至第七冊(浸宣)。

王長新
1997 《又四十年》(加拿大福音)。

尼布爾、利查﹝Richard Niebuhr﹞
1986 賴英澤及龔書森譯《基督與文化》(東南亞神學院協會)。

吳明利
1990 《基督教與中國社會變遷》(香港:基督教文藝)。

林榮洪
1982 《王明道與中國教會》(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

張樹楝、李秀領
1996 《中國婚姻家庭的嬗變》(台北:南天)。

陳鵬
1990 《中國婚姻史稿》(中華)。

鄧偉志
1994 《近代中國家庭的變革》(上海人民)。

賴恩融
1998 《中國教會三巨人》(橄欖)。

<p.150>
戴偉
1992 《中國婚姻性愛史稿》(北京:東方)。

蘇冰、魏林
1995 《中國婚姻史》(文津)。

Barton, Stephen C., (Ed.)
1996 The Family in Theological Perspective (T&T Clark)。

Gelles, Richard J.,
1995 Contempary Families: A Sociological View (Sage)。

Stuart Elizabeth & Thatcher Adrian
1997 People of Passion: What the Churches Teach About Sex (Mowbray)。

Wickeri, Philip L.,
1988 Seeking the Common Ground: Protestant Christianity, The Three-Self Movement, and the China’s United Front (Orb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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