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科學與神學之間對談可說是近30年來最卓越的跨學科研究之一。對話的嶄新方向與積極成果深受學術界重視。不僅有關的學術論著以幾何級數激增，專門探討對話的研究中心亦相繼成立。最主要的研究中心有美國的 Center for Theology and Natural Sciences（Berkeley），Center for Theological Inquiry（Princeton），Chicago Center for Science and Religion （Chicago），Philadelphia Center for Religion and Science（Philadelphia），加拿大的Pascal Center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Faith and Science（Ancaster, Ontario）， 英國的 Christians in Science（Perthshire），Ian Ramsey Centre（Oxford），以及歐洲的 Vatican Observatory（Vatican）、European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Science and Theology（Sweden）。甚至頂尖學府如普林斯頓、劍橋和牛津等亦先後在九十年代創設有關科學與宗教的專職教席，分別由 J. Wentzel van Huyssteen，Fraser Watts 及John Brooke 擔任。Celia Deane-Drummond 則是這領域的首位女教授，擔任英國 University College Chester 去年新創的“神學與生物科學”講座教授。此外，不少大學及神學院都開辦有關科學與宗教的科目，並獲得很好的反應。

鄧普頓宗教促進獎（Templeton Prize for Progress in Religion）[1]

　　鄧普頓宗教促進獎為國際聞名的金融家及全球投資管理先驅約翰．M．鄧普頓（Sir John Marks Templeton）所設。他有感於諾貝爾獎對宗教與靈性貢獻的忽視，於是在1972年設立了鄧普頓宗教促進獎，褒揚那些致力以創新的和不同的方式來推動並增進人們對上帝和／或靈性認識的人。這是世界上獎金額最高的年獎，獎金超過100萬美元。

　　自1973年鄧普頓宗教促進獎首次頒發以來，獲獎者包括來自基督教、回教、佛教、印度教和猶太教等不同宗教背景，除宗教領袖外，亦有醫生、律師、生物學家和物理學家等專業人士。得獎者中的德蘭修女（1973）和索玆尼辛（1983）亦為諾貝爾獎得主。當德蘭修女獲選為鄧普頓宗教促進獎首位得獎者時，她只是 Missionaries of Charity 修會中一位不為人知的修女，在加爾各答貧民窟裡默默地服事那些極度貧窮又遭遺棄的人。她的獲獎使她的工作獲得國際關注，並在6年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有鑑於科學與宗教對話在新世紀的重要意義，鄧普頓基金不懈餘力地贊助各種有關的研究企劃，例如， Science and Spiritual Quest；AAAS Dialogue on Science, Ethics, and Religion（DOSER）；John Templeton Seminars on Science and Christianity at Oxford；Expanding Humanity's Vision of God；Science & Religion Course Program 等。單以 Science and Spiritual Quest 而言，參與其中的就有 Charles Townes、William Phillips 及Ilya Prigogine 等諾貝爾科學家。

伊恩．巴伯（Ian Barbour）[2]

　　巴伯是卡爾勒敦大學（Carleton College）的 Winifred and Atherton Bean 榮譽教授。他身兼物理學家、神學家和倫理學家三職，一生致力於科學與宗教的對話，浸淫其中逾40載，並關注當代科技發展所引發的倫理問題。1965年他出版了《科學與宗教中的課題》（Issues in Science and Religion）一書，開闢了科學與宗教跨學科對話的一個新領域和新紀元。這本書很快就成該領域的標準教科書，並使巴伯在國際上備受讚譽。科學與宗教的對話引起人們對兩者關係的探討，並研究這關係的歷史，比較兩者的方法論，進而探討宗教信仰對科學思維的意義，或科學理論對神學的衝擊，並關切科技對社會和環境的影響，諸如能源政策或基因工程等的倫理問題。更重要的是，這對話所產生的交流與互動，對兩者在新世紀的發展以及兩者關係的協調，作出重大的貢獻。

　　巴伯1923年生於北京，童年在中國長大。父母親當時都在燕京大學任教。父親喬治．巴伯（George Barbour）是地質學家，曾參與周家口北京人顱骨年代的奠定。巴伯8歲時，全家因其中一個兄弟的健康問題被迫回返美國。他或許由父親那裡承繼了對科學的濃厚興趣。1949年，他獲芝加哥大學哲學博士，鑽研高能物理學。他在研究院期間曾擔任芝大 Enrico Fermi 的助教。Enrico Fermi 是全球第一位進行有關原子連鎖反應研究的學者。當時整個世界正為原子戰爭的陰影所籠罩，這促使巴伯關注科技發展所引發的倫理問題，以及相關的宗教課題。1953年，巴伯決定往耶魯進修神學一年，但隨 <p.16> 即發現自己對神學有莫大的興趣。他於是繼續留在耶魯，並於1956年取得神學學位。自此以後，巴伯一直同時在物理系和宗教系任教。耶魯進修奠下了巴伯日後獨特事業的里程碑，不但影響了他一生，也影響科學界與宗教界。

　　科學和神學一向被視為兩個截然不同的領域。早在1965年，伊恩．巴伯便發表有關宗教與科學的重要議題，而這些議題更被視為開創當代研究科學與宗教領域的先驅。身為物理學家和神學家，他對這兩個長久以來被視為相互割離的領域都很熟悉。他為協調兩者關係所作的努力，使這兩大領域的學者都獲益良多。

　　在七十年代，巴伯在卡爾勒敦大學開始了一個名為“科學、科技及公共政策”的跨學科課程。他的研究與著作主要在下列範圍：比較科學與宗教的方法論，並探討宇宙、量子物理學、進化生物學和遺傳學的神學意義，又反思科技政策、能源、農業、電腦及克隆等所衍生的倫理議題。

　　1989年，巴伯獲邀為著名的蘇格蘭吉福德講座（Gifford Lectures）講員。科羅拉多州立大學（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H．羅斯頓教授（Holmes Rolston III）對巴伯的演講有這樣的讚譽：“伊恩．巴伯近30年來一直處於宗教與科學對話的中心。吉福德演講堪稱是他事業的顛峰。這是一部傑出著作，它對今後議程擬定及信念形成的影響，將持續到下一世紀，甚至下一千年。巴伯知識的淵博和對關鍵問題的均衡評價，無人能出其右。”

　　巴伯就科學與宗教課題及相關的倫理問題作了廣泛的著述和演講。他一共撰寫或編輯14本有關科學與宗教的書，以及50多篇學術論文。[3] 他的《神話，模型和範式》（Myths, Models and Paradigms. San Francisco: Harper & Row, 1974）獲提名美國全國圖書獎（National Book Award）。他的吉福德演講由哈波爾科林斯出版社（HarperCollins）分兩卷出版，分別為《科學時代的宗教》（1990）和《技術時代的倫理》（1993），並獲得1993年美國宗教研究學會（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圖書獎。這兩本書已經廣泛地被選為大學教科書。他的著作影響了整個世代的科學家、宗教學者、教會領袖，以至一般信徒。

科學尋覓上帝

　　20世紀的自然科學把科研推向哲學或甚至宗教的層次。不單基督教神學家關注科學與神學的對談，當代科學家亦為極重視科學進程的宗教意義以及傳統基督教智慧對科學的啟迪。事實上，愈來愈多科學家參與科學與神學的對話。依筆者看來，科學家的積極介入，正是科學與神學對話在20世紀末邁向新高峰的最主要因素之一。當代科學家意識到，科學與神學的關係，不僅是神學、哲學或歷史學的課題而已，也同樣是科學的課題。儘管依照一般的說法，劍橋大學物理學家霍金（Stephen Hawking）並非一個有宗教信仰的人，儘管他那《時間簡史》（A Brief History of Time）是一部有關時間原始的科學論述，但整本書卻屢屢提及上帝，連正文的最後一個字也是上帝！正如無神論科學家沙岡（Carl Sagan）所形容的，這本書“也是一本有關上帝的書。‘上帝’這詞充斥整本書。正如霍金在書中清楚表示，他試圖理解上帝的思想。”[4] 換言之，嚴謹的科學論述也可以是與宗教有關的著作。

　　霍金視其量子引力宇宙學及宇宙大統一理論的探索為理解上帝的思想，但他肯定不是唯一的傑出科學家倡議科學理論的宗教意義。就以物理學為例，20世紀的宇宙學發展的顯著宗教意義早已吸引了不少科學家的興趣，甚至持守無神論或未可知論的科學家亦極之關注。英國著名物理學家蘭玆伯格（Peter T. Landsberg）在一個“熱力學的歷史與哲學”的研討會中就以〈從熵到上帝〉（From Entropy to God）為題，並宣稱“在一個科學會議上談論科學對神學的意義似乎是在打破一個禁忌。但那些作這樣想法的人卻是太落伍了。過去15年來，這個禁忌已經被除去。在談論科學與神學的相互關係時，我實際上只是順應著一股大趨勢，而這趨勢的出版浪潮甚至可以把我們一捲而去。”[5] 美國太空總署（NASA）的 Goddard 太空研究所主任 <p.17> 賈斯特羅（Robert Jastrow）深深地感受到宇宙學新發現的宗教意義。作為一個不可知論者，他竟如是生動地描繪：“科學家已經攀越許多的‘無知’山脈，即將準備征服那最高的頂峰。正當他扒著最後一塊岩石攀身而上時，迎面而來的卻是一群神學家。原來在數世紀前他們早已經在那裡等待了！”[6] 另一曾是不可知論者的物理學家戴維斯（Paul Davies）則宣稱“這說法或許令人覺得不可思議。但依我看來，科學較諸宗教可以提供一條更為踏實的通達上帝之路。”[7]

　　1998年《新聞周刊》（Newsweek）以〈科學尋覓上帝〉（Science Finds God）的封面大標題凸顯了近十數年來科學與宗教對談的一個重要趨勢，即愈來愈多科學家對科研的宗教意義的深切關注。[8] 甚至非宗教性的權威科學學術刊物如《自然》（Nature）或《不列顛科學哲學學刊》（British Journal for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等亦不時刊載有關科學與宗教的文章。此外，更有不少頂尖科學家在個人科研高峰之際，毅然放棄科學專業轉向宗教研究，並積極致力於科學與宗教的對談。例如曾在牛津大學執教的Arthur Peacocke [9] 和曾在劍橋大學執教的英國皇家科學院院士 John Polkinghorne 就是其中的表表者。

科學與宗教對話的意義

科學與宗教對話的意義

　劍橋歷史學家拔特菲德（Herbert Butterfield）<p.19> 曾如是說，17世紀近代科學的崛起對世界文化影響之鉅只有第1世紀基督教的崛起方能相提並論。數學家與哲學家懷海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亦認為，宗教符號賦予人們生命的意義，科學模式賦予人們改造環境的能力，宗教與科學的影響如是之大，人類歷史未來的方向將取決於現代人如何看待科學與宗教的關係。[20]

　　中華文化有數千年的科學和宗教傳統，華人科學家人數或亦冠全球，其中不少在科研上有極傑出的成就與貢獻。值得探討的一系列問題是，跨科際的進路和成果已是學術界共識，科學與宗教的對話為何在亞洲卻仍未起步？中華文化是否可以展開科學與宗教（並不局限於基督教）的對話？這對話進路與西方有何異同？跨越宗教之間對話的科學與宗教對話，如何深化我們對科學本質、宗教本質和對話本質的認識？跨科際的宗教與科學對話又如何促進文理交流及互動的學術，最終開拓出一個更為寬廣的文、史、宗哲等進路的文化空間？

　　香港的科學家與神學家又是否先行一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