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浸會大學的中國基督教史研究
李金強
 
香港浸會大學　歷史系
 
羅秉祥、江丕盛編，《大學與基督宗教研究》（香港：香港浸會大學中華基督宗教研究中心，2002），頁277－295。
 
　　19世紀西方傳教士東來宣教，並借興辦教育作為宣教的手段，由是促成教會教育的勃興及發展。及至1900庚子拳變發生，由於國人群起反教，在華傳教士深受刺激，重新檢討宣教策略，均認為未來宣教方向，宜以發展教育、醫療、文字、慈惠等增進社會褔祉的事工為主，藉此促進褔音的普傳。[1] 時值晚清十年（1901－1911），清政府推行新政改革，謀求將西方體制，包括政治、軍事、經濟及教育移植中土，藉此維繫清室的統治，促成國家體制的現代化。[2] 教會即在此一背景下，起而發展高等教育，終於促成20世紀上半葉基督教高等教育的發展，導致教會大學的相繼出現。其中較著者共十三間，包括燕京大學、齊魯大學（華北區）、金陵大學、金陵女子大學、東吳大學、聖約翰大學、滬江大學、之江大學（華東區）、華中大學（華中區）、褔建協和大學、華南女子文理學院、嶺南大學（華南區）、華西協合大學（華西區），並於紐約組成中國基督教大學聯合董事會（簡稱聯董）（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負責協調各校之教學協作及籌款事宜。 [3]

　　及至1952年，由於新中國建立，重整高等院校，終止教會大學 <p.278> 的辦學，遂轉移至香港、台灣繼續興辦。[4] 其中上海滬江大學，乃由美國南、北浸信會於1900年所創設的高等教育機構。尤以商科及持續教育著稱。[5] 至此，滬江大學部分教授亦因國變而南移香港，適值香港浸信會人士鑑於本地高中畢業生升學需求的殷切，計劃在港發展高等教育。[6] 遂由香港浸信會聯會、美南浸信會、滬江大學劉光昇等教授，共同努力推動下，遂於1956年，創設香港浸會學院。[7]

　　新成立的浸會學院，為一所屬靈的高等教育機構，除智力訓練外，尤重基督教的靈性訓練；故首任校長林子豐（1892－1971）強調創校目的在於注重基督教信仰之教育，以及負有“保存國粹和中西文化溝通”之承擔[8] ， 此一創校目標，亦可由一度任教學院的著名基督教學者謝扶雅（1892－1991）所撰的校歌歌詞“中西結合、昌明學術……基督榮名孔揚”三句中表露無遺。 [9]

　　<p.279> 其中值得注意者為浸會學院成校之初，由於滬江大學部分成員的參予，其辦學宗旨與特色，每多與滬江大學有所吻合，此點無疑促成同屬美國浸信會的浸會學院與前此之滬江大學，具有一定傳承的關係。[10] 故浸會大學即在上述創校理念，以及民國教會大學薪火相傳下，逐漸開拓其基督教學術研究的路向，其中屬於中西文化交流此一範疇的中國基督教史研究，日見發展，至九十年代，更見蓬勃，殊值探討。故本文即就此分別以背景、醞釀、發展三方面，進行論述。
 
[1] 王治心，《中國基督教史綱》（1940）（香港：基督教文藝，1959，重刊），頁249－255。
[2] 周積明，〈清末新政通論〉，《求索》，第6期（1996），頁109－114；改革內容，並參Meribeth E. Cameron, The Reform Movement i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1) 一書。
[3] Jessie G. Lutz, China and the Christian Colleges 1850－1950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 116－117, 308－309, 320; 王成勉，〈尋求宗教與國家之間的平衡：論一九二○年代有關基督教大學教育的檢討〉，林治平編，《中國基督教大學論文集》（台北：宇宙光，1992），頁99。
[4] Jessie G. Lutz, China and the Christian Colleges 1850－1950, pp. 484－485。聯董在香港支持創辦崇基學院，在台灣則興辦東海大學；輔仁、東吳兩大學則先後於台北復校，繼續民國時期教會大學辦學傳統。又崇基學院興辦及辦學特色，可參吳梓明，〈五十年來崇基學院的基督教教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CSRCS Occasional Paper，4，2001）。
[5] 李金強，〈滬江大學〉，吳梓明、梁元生、李金強編，《中國基督教會大學文獻目錄》（一）（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1998），頁120－128；又滬江大學的發展史，可參John Burder Hipps,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Shanghai (Board of Founders of the University of Shanghai, 1964) 及王立誠，《美國文化滲透與近代中國教育──滬江大學的歷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二書。
[6] 〈教育部〉，《香港浸信會聯會二十周年紀念特刊1938－1958》（香港：香港浸信會聯會，1958），頁24；早於1948年廣州召開兩廣浸聯會第63屆年會時，已有增設華南浸會大學之議案。及至1950年後，由於香港浸信會事業蒸蒸日上，會友日增，且所辦培正、培道、顯理三校，學生達五六千人，高中畢業生年約三百人，升學迫切。故聯會於1955年2月通過籌設專上學院，是為香港浸會大學的誕生。
[7] 林子豐，〈由浸會事業與高等教育談到香港浸會學院設立之經過〉，《林子豐博士言論集》（香港；香港培正中學，1965），頁180－183；黃嫣梨：《香港浸會大學校史》（香港：香港浸會大學出版，1996），頁4－15；劉光昇為前滬江大學校長劉湛恩（1896－1938）之子，學院成立後，被聘為訓導長，又聘滬大陳秀瑛協理教務及圖書館主任。劉湛恩生平及主理滬大時校政改革，以至日後從事抗日救亡而被日偽刺殺，參劉王立明，〈先夫劉湛恩先生〉，《中華教育界》，復刊1卷1期（1947），頁116－118；王立誠，同上註，頁169－185，260－272。
[8] 林子豐，〈浸會學院開學禮致詞〉，同上書，頁196－198。
[9] 謝扶雅，〈我與香港三間大學〉，《百齡詩文集》（香港：基督教及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1991），頁261；《自辮子至電子──謝扶雅百年生平紀略》（香港：基督教文藝，1992），頁5－17。
[10] 王立誠，〈滬江大學與香港浸會大學──20世紀浸會華人高等教育事業歷史變遷〉，《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究集刊》，第2期（2001），頁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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